姬也力 王伯惠

　　黎夫同志逝世了，我们这些曾经在他长期领导下工作过的人，感到特别悲痛。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许多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我们由衷地缅怀他。

　　秘书工作的杰出代表

　　黎夫同志长期从事秘书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发挥秘书工作部门的政治助手作用和联系综合与枢纽作用方面，做得是很出色的。

　　他能够很好地协助主要领导组织好各种重要会议，推动全面性重要工作。他是国务院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周恩来总理召开的小型会议的固定参加者。这些会议通过的文件和决定的事项，周总理往往是指定习仲勋秘书长和齐燕铭、常黎夫副秘书长具体贯彻落实。在每年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周总理总要召集来京开会的省长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国务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除了在会上能够当场答复和解决的以外，其余都交有关部门办理，情况搜集整理成文，报告周总理。对于这些工作，黎夫同志总是呕心沥血、尽职尽责地去完成，多次受到总理的充分肯定。

　　黎夫同志在建立健全公文处理制度，提高公文质量，克服文牍主义方面，也花费了很多心血。他主持起草了《国务院所属各部门行文关系暂行办法》，详细规定了国务院各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和国务院各大办公室主任，发布带政策性的命令、指示等文件，应遵守的行文规则和程序，保证了国务院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机制的有序运行。他说，我们的公文是在一定情况下便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或进行报告和指导工作的一种形式和武器，是根本不同于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的文牍主义的，因此，在必要时才动用公文。我们的公文应当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一句话一个字都应有分寸、有定量；即使一字一句、一点一逗等技术问题，也不能苟且。

　　1948年，为了加强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作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黎夫同志把它作为整个秘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他据此主持起草了《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的规定》。在讨论通过这两个规定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还要求总理、副总理每人分工联系几个省，加强上下的直接联系，还建立了国务院秘书长、副秘书长同各省负责同志直接联系的制度。这些都对国务院及时了解情况和推动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黎夫同志处理政务精明练达，处理事务周到细致，是秘书部门文武全才的好领导。他常说，秘书、秘书长是党政领导的参谋助手，既参与政务，又管理事务，有文有武，承上启下，“跑龙套”是免不了的，不可轻视当“配角”。要承接上下、联系左右、沟通内外，起到“甘草”的“和百药”作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管，而且要管细管好。机关的政务和事务工作，他都抓得有声有色、周到妥帖。他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秘书工作和机关事务管理的好干部。

　　善做统战工作的领导人

　　黎夫同志当好领导政治助手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主动担起做好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的重任。为加强这一工作，西北军政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机关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他是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他把做好机关统战工作与提高机关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和领导水平密切联系起来。他强调，只有把单纯的组织领导提高到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水平，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好机关统战工作和机关的其他工作。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无论是对西北军政委员会著名的民主人士张治中副主席，还是对下面的各级负责人和旧公务人员中的民主人士，他总是平等相待，热情团结。在学习上，注意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工作上，尽力帮助，尊重他们应有的职权；在生活上，给他们以无微不至的安排和照顾。在他们思想和工作上出现问题时，他能个别谈心，坦诚相见，化解矛盾，达到互谅互信，团结向上的目的。经过黎夫同志的不懈努力，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成为统战工作的模范单位，起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黎夫同志对一些具有代表性民主人士的工作，做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他非常尊重张治中副主席，对其应阅读的文件，应批示的公文，应参与的政务，都作了妥善安排，曾经陪同张治中到甘肃、宁夏、青海视察生产救灾工作，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并对视察中发现的问题一一落实解决。对其生活也细心照顾。张治中对以常黎夫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干部有良好印象。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谈维煦，是民革在陕西省的主要负责人，黎夫同志同他合作共事五年，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同志和好朋友。改革开放以后，谈维煦成为陕西省政协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要求黎夫当介绍人，他最终实现了这个夙愿。

　　1961年，黎夫同志担任党中央西北局的统战部部长，虽然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他还是尽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强调要恢复和发展牧区生产，主动改善同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迫害十年之久。1978年恢复工作，他就担任陕西省委统战部部长。他为恢复“文革”中解体的统战部和政协组织，平反原由省委统战部管理的88名爱国人士的冤假错案，为彻底恢复七千多名原定右派分子的名誉，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给陕西统战工作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以后他调任陕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仍协助省委主要领导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胜利完成全省这一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

　　陕西文史和党史工作的开拓者

　　1959年，黎夫同志担任陕西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他按照周恩来总理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提出的“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和“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的倡议，建立起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机构，并迅速组织力量开展工作。这个时期有重点地征集了约二千万字的史料，出版了五辑《陕西文史资料选编》，计有辛亥革命在陕西、西安围城及解围、军阀祸陕、陕西靖国军、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陕西文史资料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1981年至1986年，黎夫同志担任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开创了陕西党史工作的全新局面。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列出全省195个专题征研任务，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工作格局。他组织全省各级党史办公室、省级有关部门专业处办公室和有关大专院校党史研究室的大协作，并注意发挥干部和群众中积极分子的作用，共立起党史资料500多万字，查清许多重大历史事实。如报请批准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陕游击根据地”正式改称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商洛、安康、汉中、西安的一些地方享受到老区待遇。这是全国党史工作中的一个大的突破。

　　1986年，74岁的黎夫同志体弱多病，辞去了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他仍心系党史工作，“尽未尽之心，了未了之事”，继续工作了八年之久，主持编辑了七辑380多万字的陕西党史书籍，其中《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一辑被吸收到全国党史资料中。期间，他曾带六位同志两度进京，查阅档案资料，同在京的有关同志进行座谈，终于成书问世。这种生命不息、工作不休、大公无私的高贵品德，弥足珍贵，值得我们学习。

　　实事求是的精神

　　黎夫同志一贯不讲空话和大话，更不讲假话。他搞了一辈子文字工作，但从不写空洞无物的东西，更不文过饰非。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能保持冷静的头脑，不搞大轰大嗡和逼供信，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搞清问题的真相。所以，在他手上没有冤假错案。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大斗的年代，这是很难做到的。

　　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敢于直言，支持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六十年代人们出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维护，对于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多归罪于严重的自然灾害。黎夫同志根据自己在米脂县高西沟大队进行蹲点调查的实际情况，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说，下面的农民认为，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深刻揭示出了三面红旗等严重错误造成的重大危害。

　　1961年秋，他带领工作组到榆林地区进行调研，当时对于毛驴是否下放到户的问题，大家有争议，在充分了解实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他同意工作组和定边县委把毛驴下放到户的意见，有力地促进了定边县和邻近一些地方农牧业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他一直十分关切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并亲自做调查研究，配合省委农工部搞好这方面的工作。

　　清正廉洁的风范

　　黎夫同志常说，我们这些人比起那些长征过来的同志，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奋斗过来的同志，特别是革命先烈们，我们真是走平路，甚至是走捷径，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还有什么值得向人炫耀的？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待遇的多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心尽力的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不吃请，不收礼，一尘不染，两袖清风。1982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来西安参观访问，送给他两瓶高丽参酒，他交给省人大办公厅，在库房里积压了十四年之久。他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曾斩钉截铁地说：“向不正之风作斗争岂顾三亲与六朋。以革命传统正身，甘当怨言与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