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海讯　古稀肺癌老人朱祥林，手持病历在上海820路公交车上哀求不到座位的故事登出后，昨天下午5时许，上海820路所属龙吴车队亦派人带着礼品看望了朱祥林，告知老人：“以后去医院复检，我们会在始发站就为您留着座位，不叫您再为‘座’伤心。

　　朱祥林老人:还是好心人多

　　尽管那天公车上乘客的冷漠让老人心寒，但老人在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仍然觉得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好心人多。”

　　记者：20日那天的事情，你是不是很生气？

　　朱祥林：那天，我火气真的很大，售票员向乘客说了4次，希望他们让座，他们都不肯。我把大病医保和癌症病历证明拿出来，证实我是一个癌症病人，还是没有人让，在座位上坐着的都是学生和上班族。按理来说，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可就是没有人给我让个座。

　　文明办：“上海人”概念应澄清

　　就如何看待肺癌老人手持病历却哀求不到公交座位一事，昨天，记者采访了上海文明办活动指导处副处长丁小硕。丁小硕认为：首先需要澄清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所说的“上海人”指的是所有在上海生活或者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居民。我们先不论当时在车厢内不让座的乘客是什么人。事实上，仅从这样一个例子来做判断，得出的结论难免欠说服力。

　　根本原因是传统生活习惯？

　　丁小硕还认为如果从深层次考虑，我觉得这与上海传统生活习性带来的空间感狭窄不无关系。以前，上海住房紧张，生存空间的狭小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使人斤斤计较。随着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上海的住房条件虽然改善了很多，但是传统的生活习惯却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改变的。反映在车厢内，一个座位对于拥挤的车厢来说无疑是一个大的空间，这种对空间的依赖往往是无意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交车上主动让座不光是道德问题，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

　　中国人有句老话是“救急不救穷”。就像肺癌老人，他就是“急”，让座作为一个道德底线，如果以过去的“穷”养成的习惯对老人的“急”视而不见，仍然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于松陈辉楠邹娟

　　实习编辑：杨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