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民工第2代

　　何继斌的打工梦因一次事故破灭，他和家人决定不再去东莞，“除非以后有钱，去那旅游”

　　欧洲人、美国人蛮横地一口咬定中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工厂是如何精明地控制成本，工人们又是为多少报酬在辛勤地工作，而且这些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农村。何继斌就是这样一个农民工，他和母亲、哥哥都到广东东莞打工，梦想着和村里外出打工的成功者一样，赚够钱盖水泥楼房。然而，工厂里挣钱并不容易，没干多久，母子三人在何继斌被机器轧残手指后，全部回到了家乡。经受挫折之后，这个年轻人觉得不外出打工日子也能过下去。

　　“东莞比这里热闹多了，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在街上逛。我们宜州的大街上才只有一个红绿灯，东莞的红绿灯比我们全村的电灯都多。”

　　——何继斌

　　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戛然停下，年轻的女孩把两个硕大的行李箱拉出车厢，她干净的黑皮鞋踩到漂着塑料袋和灰尘的马路上，然后拿出手机打电话。

　　“她肯定是在外面打工，回来过年的。”何继斌瞄了一眼，继续低头向前走。

　　一年前，何继斌也拖着一个行李箱回了广西宜州市的家，不过他比那个女孩多带了一件东西——左手无名指上的残疾，那是他在广东东莞打工留下的，一台机器几乎轧断了他三根手指，至今，他还不知道那机器叫什么名字。

　　每年当地都有难以计数的年轻人到珠三角地区打工，何继斌一家人属于奋斗梦想破碎的那群人，他、他的哥哥和妈妈决定再也不回东莞了，“除非以后有钱，去那旅游”。

　　路边出现几家电镀作坊，何继斌和里面的人打招呼，他现在的目标是两年后在老家——只有一条街的洛东乡也开一个电镀厂。

　　手指落下了残疾

　　“电镀”是什么玩意？一年前何继斌对此还一无所知，那时的他正兴致勃勃，满心好奇地坐了17个小时长途车，到了东莞。

　　几天后，妈妈和哥哥也一起赶到，三个人在两个工厂打工。妈妈韦桂琼和哥哥顺利进了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两个月后，在洗水部洗衣服的哥哥受不了了，辞职回老家，他每月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加每天5元加班费，“哥哥说以后再也不进工厂了，要去发廊学手艺”。

　　经过大叔介绍，何继斌进了大叔所在的胶带原料厂。厂里有30多个工人，平时连老板娘也亲自上阵。工厂24小时开工，工人们分三组轮流上班，何继斌被安排到夜班，为此老板给他增加了50元工资。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滚烫原料拿出来。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何继斌操作的机器出了问题，传送皮带不动了。

　　何继斌上岗前没有受过任何业务培训，也不知道操作的机器叫什么名字，“别人只告诉过我不要把手放到出料口里去”。那一段时间他上夜班，白天总睡不好，每天都昏昏沉沉。他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带着左手卷进了皮带轮，接着又把手甩了出来。”

　　何继斌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简单包扎后，老板派人把他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在病历上记载着“三指被轧伤，无名指第二关节只有皮肉相连”。

　　医院做了再植手术，中指和食指保住了，无名指却落下了残疾。那一天是2005年4月7日，何继斌进厂上班第57天。后来一个工人告诉他，那台机器以前就轧过手。

　　头份工干了一周

　　2006年1月的一天，回家已经快一年了，何继斌穿戴整齐，在宜州市黑乎乎的马路上闲逛。

　　“这里的夜总会是宜州最贵的，一打酒要三百元，我和朋友来过一次。”他洗了澡，不长的头发打了发胶，根根竖立着，黑皮鞋也擦得很干净，白皙的皮肤一点都不像他务农的父母。“东莞比这里热闹多了，晚上还有那么多人在街上逛。我们宜州的大街上才只有一个红绿灯，东莞的红绿灯比我们全村的电灯都多。”

　　当走到新修的城南广场，这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活跃起来，那里有一片空地，水泥地板很平整。“我和朋友有时候来这滑冰，我已经学会倒滑了。票价？五毛钱一次，不限时间。”十几分钟后，何继斌坐三轮摩托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那里有一尊巨大的刘三姐雕像，“这里也是好玩的地方，以前可以坐在广场上喝啤酒，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餐馆都倒闭了”。广场上的人寥寥无几，暗淡的灯光给雕像拉下一个模糊的影子。

　　何继斌享受着他一天的闲暇。即使他只能从酒吧门前经过，只能在广场上滑滑旱冰，喝喝啤酒，他仍然觉得这样的生活和东莞过的日子有天壤之别。

　　事实上，在受工伤的前一年，何继斌就尝试过做一个工人。第一次去东莞，何继斌只能在街头流浪。

　　他的兜里空空如也，没有小学毕业证，没有任何工作技能，甚至连身份证也没有。离家时带了300元，买车票花去了60元，他只能暂时住在大叔那里。

　　工作并不好找，下车到东莞把行李往老乡那里一放，继斌就上街了。“第一个厂是手袋厂，听说要通宵加班，没敢去。第二个厂是玩具厂，进人要求低，我借了老乡的身份证进了这家厂。”

　　何继斌只能做杂工，给修补模具的工人打下手。每天早上8点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0点，中间有两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早餐没有，午饭和晚饭一样，两个素菜每人一份，米饭随意，尽管要加班，但是从来没有夜宵。

　　只干了一周，何继斌就受不了，“模具太重，搬不动”。由于没干满一个月，他没领到一分钱工资，出厂又转了几天，虽然招工的厂很多，但是都要求初中毕业，没有办法，他只好又花了60元买了张回家的车票。

　　大叔家是成功的榜样

　　从东莞到家要坐17个小时班车。17个小时外的家乡是另外一个世界。

　　宜州和桂林相距200多公里，有桂林一样漂亮的喀斯特山笋，小山间的谷地里有一块块绿色的庄稼。夏天，桑树上肥厚的叶子等待采摘，半人高的水稻随风起伏；冬天，两米多高的甘蔗低头沉思，卡车像是移动的仓库，在乡村间的柏油小路上奔波。

　　柏油路边有无数条泥泞的小岔道，岔道隐没在小山和树林的背后，更远的地方，有红砖房，那里就是何继斌的家。用城市人的眼光看，村庄更像是绿色田野里的垃圾场。

　　石子路坑洼不平，一栋栋简陋房子裸露着红砖，干涸的灰色水泥从砖缝间溢出，于是整面墙都灰迹斑斑，有的墙上还被歪歪扭扭的白色标语占据。路边堆满垃圾，黑色的污水恣意横流，每个人的穿着似乎也受到这里环境的影响，皱巴巴的衣服衬着黯然无神的脸。

　　一栋黄色的土房里住着何继斌和他的父母、哥哥。推开门板，空荡的房间左边的墙角摆了一个长木椅，上面摆着一堆衣服，右边的地上放着一只煤气瓶和一个单头煤气灶，饭碗散落在周围，黄色高低柜的一只柜腿下垫着厚纸片，柜门是个木框，框子里没安玻璃和其它木板，于是可以穿过框框看到柜子里空无一物。

　　这间房子被两堵墙隔开，后面是何继斌和哥哥的房间，一张大床上散乱堆着被褥，靠窗的墙上贴了两张五彩斑斓的明星照片，其中一个是谢霆锋。父母的房间在另一边，也有一张堆着被褥的大床，一条布帘的后面放着几个竹编的大簸箕，那是养蚕用的工具，现在是冬天，不是饲养的季节，簸箕散放在地上。

　　“千万不要拍照”，何继斌的母亲韦桂琼央求着，“家里丑死了”。

　　从早到晚，村子里寂静无声。何继斌在这里一直生活到他15岁。

　　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15岁是一个重要时刻。这个时候他可以继续上学，如果学习不好或者上不起学，那么摆在他面前就只有一条路可选——尽早工作。

　　何继斌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因为“读书没意思”。问他是否想过读大学，他低头腼腆地笑了。“我们家只有继斌的姐姐读过中专。”何继斌的妈妈韦桂琼说。

　　继斌的姐姐是大叔的女儿，大叔一家人都在东莞打工，大叔在一个胶带厂，大叔的妻子在一个毛纺厂，大姐在手袋厂，二姐则是一家制衣厂“坐办公室的”。

　　大叔一家人都在东莞，平时却难见一面，他们的厂在不同的镇上，各自住在工厂的宿舍。靠一家人打工，前年他们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水泥楼房，楼房挨着继斌的家，高出整整2米多。

　　大叔一家是最贴近的榜样。何继斌一家也是四口人，却只能住在三十多年的老土房里，“连田带地总共只有一亩多，养蚕每年能挣五六千元，现在种甘蔗也不挣钱了，种好了也只能卖两千多元”。韦桂琼决定和两个儿子一块儿出去打工。

　　宜州太小了

　　夜色渐渐深了，何继斌还没有回去的意思，他现在的朋友比以前在东莞上班时的多了不少，他在一个日用品批发市场旁的小街里溜达着。

　　小街两边发廊林立，他的哥哥从东莞回家后，在一个发廊里学手艺，只呆了几天就跑到了比宜州大的河池市，因为他感到宜州太小了，而发廊又太多了。不过在河池并不顺利，几天前，他因为打架被警察抓了起来，妈妈支支吾吾，不肯透露大儿子被抓的具体原因。

　　继斌来找他的朋友，同乡的阿海。阿海在发廊里给别人帮忙，拉着继斌在火盆前坐下，发烟，嘻嘻哈哈地闲聊。

　　继斌拿的烟是广州出的“红双喜”，他以前不抽烟，这包是在广东打工的朋友回老家时送给他的。

　　“阿海家可有钱呢，他的哥哥在东莞开了家很大的发廊，还买了房。阿海去他哥那打工，偷了高级护理素，拿到外面卖，被他哥哥发现赶回来了。”说到这，继斌嘿嘿地笑起来，像是他搞了一个恶作剧。

　　阿海发着牢骚，“过几天我就回广东，这里有什么意思？什么都没有，理个头才收五块钱”。继斌抽完一支烟，打了个招呼，又回到了小街上。

　　宜州街头林立的发廊和电镀厂给继斌两兄弟提供了工作机会。继斌现在在他表叔开的电镀厂里做学徒。

　　从东莞回老家后，继斌无所事事，直到半年多后表叔到家里串门，才知道表叔还在宜州开了家小工厂，表叔答应继斌去上班，不过工资不高，“生意好了多给点，不好少给点”。

　　“一开始，我什么都不会，电焊根本没碰过，现在从切割、电焊、上漆，都能自己做了，不过配料还不行，表叔能算出来做一个门要多少材料，我总算多。”

　　表叔的工厂就开在自己家的一楼，有两支电焊枪、一台切割机、一台打磨机，和成堆的铁管、铁板。工厂能做门、窗、楼梯扶手，总共有4个工人——表叔本人、表叔的妻子的哥哥、表叔的岳父和继斌。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安装，大铁门每个几百公斤重，我手疼，使不上劲。”继斌左手的无名指仍然隐隐作痛，每次搬重东西，就力不从心。比疼痛更难忍受的，是在东莞发生工伤后，妈妈带他要赔偿时老板看他们的眼神。“我感觉自己和妈妈像是要饭的。”

　　妈妈“维权”

　　一年前，何继斌的左手打着绷带，吊在脖子前，妈妈拖着他，大声和别人说话，他自己则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出了神似的。当妈妈说不清的时候，就叫他的名字，他才慢吞吞地说几句。

　　妈妈在“维权”，他却感觉受到羞辱。

　　继斌住院一周，老板每天给10元钱，让他买有营养的东西吃。“一周后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他就和老板回了厂。”在出院后的10天里，老板每天给他6元钱，“让吃点好的”。

　　两个月后，何继斌回到医院拆除留在手指里的刚线，第二天，老板娘叫他返工和女工一起挑拣废料。继斌手指仍然发麻、很痛，“慢了就要挨骂，老板娘骂白话，我听不太懂，天天挨骂就不想干了”。

　　去年6月20日，继斌找老板辞工。

　　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750元工资，继斌以工作50多天、残疾一手指的代价得到了2250元。

　　继斌领了钱去找妈妈，韦桂琼觉得老板给得太少，她也不知道该要多少，只是暗暗希望能多要两三千。第二天给他老板打电话，“老板说他问过很多厂，工伤最多休息一个月，已经补的750元给了是人情，不给也不违背道理。”

　　韦桂琼没了办法，给老家的哥哥打电话，托哥哥帮她写个材料。两天后老乡把材料带给韦桂琼，同时还带来了哥哥的一句话：几千太少，至少也要一两万。她拿着材料找自己厂里的经理，让经理帮她拿主意，“经理也说一两万不算多”。几天后，双方见面，韦桂琼要老板赔三万，“老板说我是敲诈”。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要何继斌拿身份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而继斌这个30人的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些东西，韦桂琼又没了办法。

　　“公了”行不通，还是得“私了”。7月19日，韦桂琼再次打电话给老板，老板一开口就说上万就不用谈了，但是最后还是商定给一万。三天后又给老板电话，老板说：“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这一下她也没了工作。

　　打工印象

　　“如果有机会，还去不去东莞？”继斌嘿嘿地笑了：“肯定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一个月一千块也不去。”韦桂琼和儿子一样态度坚决，“吃不好，又累”。

　　韦桂琼剥开一个橘子，坐在儿子的床头，“继斌现在每天和叔叔一起吃饭，叔叔一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叔叔不骂他，累了说一声就去休息，工厂里也这样早把你开除了”。

　　韦桂琼在东莞打工，虽然进了一家待遇不错的厂，但也没给她留下什么好印象。

　　那家厂有700名工人，生产服装。韦桂琼和另外七个工友住一间宿舍，“每间宿舍有卫生间和一个大吊扇”，对住宿条件她颇为满意，“每月交15块钱管理费就行了”。

　　工作很辛苦，她的工作是检查衣服有没有破洞，同时剪掉线头。每检查一打(12件)，有1.4至1.8元的收入。每天早上7点半开始上班，11点半下班吃午饭，两小时后又开始上班，一直干到晚上6点，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加班，一般要到晚上11点才能收工。每月“出粮”(发工资)的当天，可以休息一天。

　　工人们每月平均工作320－340小时，而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人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因特殊原因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与长时间的工作相比，伙食更难忍受。早餐从来没有，午餐可以吃到两三个菜，一周能吃一天荤菜，“所谓的荤菜只不过是用油渣炒出来的”，晚餐同午餐一样，夜宵是稀饭和两个菜，“饭可以随便打，菜只有一份”。为了这份伙食，厂里每月从工资里扣70元。

　　这样干下来，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元。继斌的哥哥在洗水部干了两个月，辞职回老家了，他要去发廊学手艺。而继斌在的小厂条件就更差了。

　　继斌上夜班，每天早上7点下班，先冲凉然后回宿舍睡觉，中午起床和大家一起吃饭，吃完午饭接着睡觉，下午5点再起床吃饭，7点半开始上班。厂里没有夜宵，但给2元钱补贴，饿了，继斌就和同事买方便面吃。

　　宿舍是铁皮屋顶的平房，四人一间，墙壁上只有一个摇头小风扇，很难把风送到远处。中午天气很热，而宿舍门口就是挑拣废料的地方，“很吵，很难睡好”。

　　一个多月后，每天睡不好的何继斌上夜班时终于出了事故。

　　“现在，我的左手比右手短一点。”何继斌伸开两掌，左手的无名指有些扭曲，“如果手没有被轧，也许我和妈妈都会一直干下去，虽然苦，姐姐一家人，还有那么多老乡也都一直在干。不过现在我想过一两年也开个电镀厂，家里忙还能回去帮忙养养蚕，这样的日子也能过下去。”

　　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王雷

　　图：

　　打工之梦破碎，何继斌一家依旧住在土房里。

　　何继斌现在是表叔厂里的电焊工，东莞打工留给他的最深印记，是他左手畸形的无名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