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在哪里？

　　“不仅看讲了什么，更要看他加了什么。”贺雪峰一语道破解读文件的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这样总结：第一，“新”在农民的国民待遇将有所提高，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第二，“新”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局面将会根本改观；第三，“新”在农村将出现全面综合改革的新趋势。

　　从2005年“新农村建设”写入“十一五”规划之中至今，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新农村建设”怎么个建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研究员崔晓黎说：“总的说来还在不断明晰之中。”

　　此前，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20个字的建设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些内容，在以往的中央文件中也均可找到。

　　有专家认为，首先“新”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来对待农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思路来解决农村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推动农村的发展。

　　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教授认为：“新”就新在这一次，是承认了城乡基本结构，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而以往，人们早已习惯的是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思路之下寻求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贺教授认为：从文件的具体表述中不难看出：原来的提法永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次提出的“五个建设”中，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都被提到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谢扬也提出：“原来只是收入问题、经济问题，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建都在里面了。”

　　中国社科院的房宁教授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中国的现代化要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出发。小农经济在中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是共识。”

　　从现实的政策走向来看，“首先是以工补农，拿钱——这是最实质的‘新’。”谢扬说。

　　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的看法则是：1950年和1984年都提过“新农村建设”，但一直是局部性的、就农村谈农村，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一次，“新”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战略思路发生了转变。“我们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工业化，但留下了两个反差鲜明的社会，现在是要重新构造社会的统一性。”

　　其背后的意义是：这不再单单是农村内部、农民自己的事，而是全社会、各行各业共同的事，城市要成为其中一支重要的拉动力量。

　　转变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20世纪中叶以来，国家的中心目标是工业化，通过采取内部积累，成就了一个工业化，现在走到了工业化中期，已经实现了以农立国到以工立国的转变，农业比重和工业比重正好实现了数字上的对调。

　　这意味着：现在国家有能力，也需要“国家出场”了。“靠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实现城乡的自动平衡。”

　　“突出的主题是城乡统筹。”谢扬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他还对“一号文件”提出这样的解读：“原来的政策表述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历史任务’，一号文件在有关段落里明确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谢扬认为：这是“时间区间的界定更清晰了。”

　　“十五年要有个根本变化”，谢扬认为：这是政策文件和领导讲话透露出来的一致信息。

　　徐勇教授也提到一个时间概念：“现在，这个重新构造社会统一性的转变还只是刚刚开始，如同中央文件和领导同志所谈到的，这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

　　从“一号文件”的文本来看，徐勇教授认为：“公共品”的提出值得注意。“农村公共品过去是农村社区自我供给的，不涉及到国家财政。把公共品概念引入农村，其背后是给农民树立公民的概念。”

　　对于这个“新”字，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石小敏更多地从背景来解读：“它与我们这些年的取向、背景有关联。不光是免税，在港台关系、国际关系等其他很多问题上多可以看出：政策的空间弹性增大了。”

　　再看“一号文件”的文本，第一次出现了“新型农民”的提法，并将其与“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归纳在一个要点里；明确以“乡村治理机制”来承载“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再成为惟一的民主政治制度表述；明确提出“培育农村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

　　这些变化背后的实质意义，引人关注。

　　8个“一号文件”的历史脉胳

　　200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发出信号，农民受益451亿元，被誉为“含金量最高”的文件；2005年，这一桂冠旋即易主，这一年的“一号文件”，宣布大范围、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全面取消牧业税，并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

　　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数千亿元的转移支付，看来又将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共颁发过8个与“三农”问题相关的 “一号文件”，此前的5个“一号文件”，发布于1982年至1986年，内容基本上都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8个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也体现了高层求解农村问题的大逻辑。

　　“农村稳，则社稷稳，农村固，则江山固”，当年主持起草1982年“一号文件”的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曾总结，中国的大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大问题是土地问题。5个一号文件正是解决了当时农村土地制度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农”学者李昌平认为，这5个文件堪称一个连续的冲破体制、解放农民的过程，先后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

　　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凋敝的中国农村开始繁荣。

　　转折出现在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数字急转直下，1996－2000年年均增幅仅为2．89％。包产到户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潜力基本释放殆尽，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大幅增加。

　　相伴而生的，乡镇机构普遍膨胀，财政开支攀升，在“开发”名目下对土地的大规模征占等现象。

　　多重矛盾之下，中央高层的目光，开始聚焦到“三农”问题，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上，引述“黄宗羲定律”，誓言“共产党人一定走出这一怪圈”。

　　此后的2004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工业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应该支持农村。

　　媒体认为，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中国高层已从根本上转变方式，从输血入手，开始探求“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

　　毫无疑问，“新农村建设”已成政策热点和社会热点，但“最近两年，还将处于摸索、发动的阶段”。谢扬认为，“但曙光已经在前。”

　　■“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这样的提法是“以前几次想写进文件、都没写进去的”

　　■ 有专家预测，整个转移支付的数字可能达到4000亿元，预计比2002年翻一番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