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动，但不赞成

　　他做的某些工作乕

　　温铁军

　　“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总负责人。

　　在没有看到其他材料之前，我只能对报道所反映的情况谈一孔之见。我认为，在参与选举之前，马永红做了大量很有价值的工作，大多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特别是他出面组织农民入股形成经济协会、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服务的事情。

　　我一方面很为马永红的支农抱负和艰苦奋斗所感动，另一方面也确实对他有些担心。

　　其次是想做检讨，作为大学生休学支农项目的指导者，我们对这个年轻人关心不足、指导不力。我在看到这个报道（本报记者发去的样稿——编者注）之前，甚至完全不知道他参加村委会主任竞选并且引起如此反响的事情。这实在是应该引以为戒的。因为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马永红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大学生下乡支农主要是了解情况和帮助农民开展一些必要的工作，绝对不是去直接参与村级班子的选举，他这样做不符合我们当时安排的初衷。

　　实求事是地看，年轻学生到村里去的时间短，不可能了解征地、农民负担等这些表面矛盾背后的复杂原因，他们应该以调查研究和了解情况为主。支农支教，能帮助的就帮助，比如农民夜校这样属于改良性的工作都可以做，不能帮助的事情就不要随意参与。凡是属于矛盾性的工作一概不许做。我们一向强调：绝对不要以为谁能够到基层农村去当“救世主”；农村局面的改观需要上下结合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后，建议大家按照党中央强调的新农村建设的最新指导思想，主动协助他在麻坪镇合兴村的工作

　　他严重脱离了现实三农”问题专家

　　夏学銮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青少年研究专家支持系统专家，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专家指导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等。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马永红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格，从心理学上来说，他是一个“超我”占主导地位的人，在弗洛伊德的三元人格结构中，“超我”相当于神，完全被理想主义所管理。具有“超我”人格的人是最脱离现实的，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对于马永红，我想这样描述：他是个理想主义的人，有主见的人，说干就干、严重自负的人，非常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的人，是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的人，是非常缺乏人生阅历的人。比如抽烟之后的刷牙，这就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分析中所谓的“超我”镇压“本我”，他自己想要做绝对圣洁的“神”，他和其他同学太脱离了。

　　马永红很有想法，也很有创新精神，但他四处碰壁，没有处理好和社会的关系，没有学会怎样与他人相处，连家庭关系也没搞好，这表明他的情商有欠缺。在人的发展中，情商要起80％作用，智商的作用只占20％。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同意马永红所在学校的书记和辅导员的看法，他应该先完成学业，完成学业之后改变家乡面貌并不晚。

　　马永红的遭遇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文化的冲突，他的理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其实每个大学生心目中多多少少都有理想主义的东西，但他的问题在于严重脱离现实，不仅一般的农民接受不了，连他的老师和同学都接受不了，这就是他得不到支持的原因。

　　（本报记者鞠靖 采访整理）

　　大学生应与农村

　　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陆玉林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

　　马永红的遭遇既反映了办学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了不同社会文化的冲突。

　　首先，我们的大学现在实行的是学年制，如果像国外那样实行弹性学制，可以用5－8年的时间完成大学学业，那么就不存在学习和社会实践的冲突，也就不会有休学的问题。因此，“休学”纯粹是中国式的问题，而且反映出教育体制对人多方面发展和全方面实现个人价值、个人理想的制约。

　　通过马永红这件事，我们需要检讨，怎样给大学生、给那些愿意为社会服务、愿意用所学知识和实际行为回报社会的人以体制性的支持。学习知识和社会实践是一个可以交叉进行、互相补足的关系，没有谁先谁后。在处理两者关系上，马永红没有错，他摆的位置很对。

　　第二，马永红的经历至少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冲突。一是马永红与家庭的文化冲突，家庭的希望是——既然我们抚养了你，你就要有所作为，而所谓有所作为不仅是回馈社会，还包括回馈家人。因此，马永红与母亲的冲突绝不是衣服的冲突，而是文化心态的冲突，传统的文化心态是先回报家庭，再回馈社会，这种心态也是正常的心态，并没有谁对谁错，而这种文化心态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二是马永红与农村社会的文化冲突。中国农村社会是人情社会、熟人社会，而且面临着种种利益分化，马永红是一个年轻人，对中国社会还没有透彻的认识。

　　我觉得大学生真正要与农村建立起良性的互动关系，有些冲突只能从大学生这方面做一些调整，他们既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原则，又要作适当的调整，具体的做法上应该更加策略，更加考虑对方是否能接受。

　　大学生解决

　　信仰缺失的一种尝试

　　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当代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中马永红的指导人。

　　本世纪初的大学生中出现了一批理想主义的学生，主要是青年志愿者，马永红是其中之一，他的理想主义表现得比较突出和极端，但他不是孤立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的缺失，这是新一代年轻人的新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也要靠他们自己，马永红的做法可以说是他尝试解决这种问题的一个努力。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问过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技能，更主要的是广泛吸取全人类和本国的精神资源，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这样的基础越丰厚，对建立自己信仰和生活目标越有好处；第二是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到基层和底层去，只有到底层社会才能了解中国。

　　马永红现在遭遇了一些挫折，但是这种挫折对他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建立自己的信仰是有好处的——如果他认真总结的话。

　　马永红还给我们提出了乡村建设人才如何培养和支持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已经明确提出乡村建设的任务，这就需要有一批乡村建设人才，我觉得马永红就是一个理想的乡村建设人才，看起来组织能力也比较强，至少是个“好胚子”，但是还不成熟，需要磨练。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马永红也给我们的教育体制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怎样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马永红之所以要休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大学跟他要做的事没什么关系。

　　马永红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这表明大学生青年志愿者活动必须得到地方支持。这些大学生可能自身也有毛病和缺点，但也应该把他们看成乡村建设的积极力量，发挥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