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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贫民窟里住着不少老人。
提起台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故宫博物院”、101大楼和西门町，有的人甚至还想到了名模林志玲。但这是真实的台北吗？当然不是，台北也有为数不少的贫民窟。这里的人们蜷缩在城市的角落，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注。
300多户只有一个门牌号
如果把101大楼看作台北繁华的标志，坐落在台北市民生西路的双连市场就堪称贫民窟的典型。这座楼共4层，1978年6月开业，一楼有很多传统小吃店，挤满了闻香而来的食客。但二楼以上，却是一个灰暗的世界：五六百坪（1坪约合3.3平方米）的空间被分成200多个小房间，每个不到3坪；腐烂的垃圾混在黄泥浆里，每到夏天引来成群的蚊蝇，一股恶臭直冲鼻腔，令人阵阵作呕。这个连阳光都刻意回避的地方，却是附近游民和穷人争相栖身之地。每到夜晚，他们便占地为家，裹着污秽不堪的棉被横七竖八地躺卧一地。最多时二三楼住着200多人，但只有一个用简陋木板围起来的公共“浴室”。
类似的贫民窟在台北还有不少。在西门町的外围，有一处鲜为人知的“理教公所”。这里的居民有342户，但门牌号码只有一个：174号。900多人共用只有4个隔间的公共厕所，一些家庭甚至住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台北市中正区忠勤里俗称“南机场”，是台北市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作家白先勇的小说《孽子》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两层楼……”的确，这里曾是国民党迁台后贫穷人口的集中营，至今仍未有太大改变。走在阴暗的巷子里，随处可见腐臭的垃圾和不堪入目的秽语涂鸦，与不远处西门町的繁华简直有天壤之别。
贫民窟里基本是老人和游民
住在贫民窟的，基本上都是没有经济能力的老人和城市游民。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福德平宅，距台北101大楼仅仅一公里，是台北市政府为协助低收入户改善生活环境所建的5个平价住宅区之一。每户被安置的贫民，只需付250元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下同），即可住3年。在福德平宅的480户人家中，有340户是独居老人，其中许多是退伍老兵，无人照顾。赵老爹已经80多岁了，年轻时在山东老家有过婚约。随国民党军队到了台湾后，对感情执著的他一直未娶。20世纪80年代台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赵老爹曾回到山东老家，得知未婚妻早已过世。如今，陪伴赵老爹的只有未婚妻当年的一张照片。籍贯江西的李老伯在金门炮战中瞎了眼睛。他无奈地说：“住在这里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本想儿女长大后把我接走，但儿子跑船出了事，前妻也因为我太穷离开了。现在我每个月只有1万多元的荣民（指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退伍军人）津贴，还要养活在大陆娶的妻子，哪有能力在外面租房子？住在这里，总比流浪街头好吧。”陈老伯原本租了一处不错的房子，但是五六年前台湾经济不景气，儿子的固定工作也没了，一家9口人只好搬到安康平宅，挤在不到10坪的狭小空间，一切生活费用全靠儿子打零工支撑。
双连市场的情况有点特殊，这里聚集着一大批城市游民。1978年，台当局通过“预交租金兴建市场”的方式向附近流动摊贩筹资，建了这个市场。但不知是规划失败还是其他原因，商户的生意一直很惨淡，撑不下去的纷纷离开。有些人不愿意走，索性不做生意，改为住家，没想到触犯了当局“不得将租用营业地改为住宅地”的规定，结果双方一直僵持着，双连市场渐渐成为城市贫民和游民的混居点。50多岁的徐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双连已经待了十几年，像他一样的游民还有不少，大家的情况差不多，都是从屏东、云林等地到台北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双连过夜。年纪小一点的，像20多岁的黄先生靠发放传单，每个月能挣6000元，只能勉强吃饱，“睡在双连可以省房租”。年纪大一些的，则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李先生有轻度智障，对于自己的身世根本不清楚，他只知道楼下有个市场，能捡些剩饭剩菜，不至于饿死。
不少人自杀寻求解脱
贫穷，使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根本无力教育下一代，犯罪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安康平宅，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长高德四介绍说：“在这里，抢劫、贩毒以及窗户被砸，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少女孩子走在路边就被强行拖走。”在双连市场，半夜还有人起来吸毒。
陈太太在南机场住了30多年，对周围每个家庭的悲惨遭遇如数家珍。她对面一户人家，单亲妈妈靠赚皮肉钱过活，生了5个小孩无法照顾，每次出门就把铁门锁上。有一次，小孩在家里玩火烧了起来，没一个逃得出去。据当地里长介绍，南机场总户数高达2900户，其中20%为老人，残障家庭近400户，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1个患有精神病，外籍新娘200多人，有些家庭的悲惨生活，一般人难以想像，因此“承受不了的人，往往自杀寻求解脱。许多独居老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发臭了才被人发现！”
就是这样一些与台北市的繁荣极不协调的地区，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当局和社会的足够重视。前几年，台北市政府曾试图以发放救济金的方式，希望说服双连市场的店家离开。但是，扣掉“商家改住家”的违约金，每个人拿到手里的只有一两万元。因此，这件事一直没有谈拢。最苦的就是住在贫民窟的孩子。陈老伯伤感地说：“我们这里很多小孩子，十几岁跑出去就不回来了。男的在帮派里混，女的就当舞女。难道我们的贫穷，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延续下去吗？”（台北特约撰稿人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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