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典”的防治 看加大卫生工作投入的重要性

发言人：朱兆良

    今年１月以来，“非典型性肺炎”先后在广东、北京等地爆发，进而扩散到全国２５个省市。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和有力的措施，动员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在这次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国卫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弊病也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一是疾病预防控制系统相对落后，缺乏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由于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长期得不到重视，各地传染病专科医院日益萎缩，设备陈旧，防护用品紧缺。一旦出现疫情，人员和设备都难以承担突发性传染病流行的防治任务。面对疫情只能临时抽调人员进行培训，这既影响防治的顺利进行，又加重了医护人员从业的危险性。这是在这次抗击“非典”中我国医护人员的感染率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是农村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村的各项卫生事业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即使是像江苏这样的经济发达省份，农村三级医疗网也不十分完备，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就可想而知了。因而在疫情出现之后，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依靠农村的行政组织来进行预防，所谓的农村医疗预防体系基本上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是医疗事业体制限制了医疗科研水平的提高。近些年来的医疗卫生改革，客观上促使医卫行业必须遵循市场规律、依靠自身力量谋求生存和发展。因而其主要精力集中于医院运营，使得那些无利可图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卫生服务，如防疫、保健、健康教育、公共卫生等服务资源严重不足，即使有少量资金也大都投入ＣＴ、核磁共振等检查设备的购置，而很少有投入基础医学研究的，这更加导致了投入高、收效慢的医疗科研的发展。医院和医学院校很少进行患者的病原体分离研究，省级医院和医学院校都没有像样的Ｐ３实验室。从发现和检测病毒、隔离病人到疫情汇总及通报诸环节，我们都缺乏过硬的技术性和制度性保障。医疗科研管理模式沿用“审批制”方式，并有众多人为“行政管理”障碍，妨碍了各种学术观点的“百花齐放”，例如对ＳＡＲＳ病毒的确认，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等我国科学家都丧失了科研领先的机会。
    四是忽视了对整个社会的健康教育。在影响健康的四大因素中，生活环境占１５％，生活方式占６０％，身体因素占１５％，医疗服务只占１０％。许多不良行为或生活方式受社会习俗、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等影响而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我国被称为“吐痰大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对全社会进行健康教育。
    造成以上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近些年在医疗体制改革和城镇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甩财政包袱”的观念，从而导致卫生投入欠账越来越多。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１９１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第１８８位。按照“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不应低于８％。但近年来，虽然国家每年的卫生事业费的绝对数都有一定增加，但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１９９０年这一比例为２．７９％，１９９５年降为２．５９％，到１９９７年再下降为２．４５％。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在卫生事业费中，政府预算支出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而居民个人支出所占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例如：１９８０年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支出的比例约为３６％，到１９９０年降至２５％，下降了１１个百分点，到１９９９年更降至１５％，又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２０年时间里，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平均以每年１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相反，居民卫生支出占的比例却急剧攀升：１９９１年，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事业费３８．８％，２００１年增至６０．５％。在２０年时间里，居民卫生支出比例实际上是以平均每年接近２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快速上升。这一统计数据说明，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是以政府支出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提高来实现的。
    政府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也呈逐年下降趋势。根据全国卫生总费用测算结果，１９９３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３４．９％，１９９８年降为２４．９％，５年下降了１０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以２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减少，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相当普遍。中国国家卫生投入占世界卫生投入的１％，服务对象却占世界人口的２２％。由于我国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卫生事业长期“营养不良”，因此在“非典”面前显得很脆弱。
    全民健康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有了全民健康才能建设“全面小康”。今后为了更好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障人民健康，建议大力加强以下工作：
    一、政府应围绕建立与完善国民医疗保健体系，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应确保卫生经费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逐步达到８％，并重点向农村、公共卫生、医疗科研倾斜。
    设立一系列的医疗基金，例如，医疗公积金、医疗风险基金、医疗科研基金和急诊基金等。应确认一整套完善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目标，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投入与产出向更加和谐、更加高效和均衡的方向发展。
    二、建立一套成熟的医疗防范体系。从地方到中央都应建立常规预警机制，并制定相应法规，确保一旦发生疫情及重大卫生事件，迅速上达，迅速决策，立即启动，把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这就需要在人员、物资、设备、资金等方面给以必要的保证。
    三、加大对医学研究、疾病控制和医疗机构的投入。设立应急医院，平时可以常规使用，疾病发生时迅速转轨应急。省市级医院和医学院校，都应建立设备完善的Ｐ３甚至Ｐ４实验室，以便迅速提供对疾病的诊断、治疗的技术支持。改进医疗科研管理制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学术权威但不迷信权威，而是尊重科学，尊重科研结果。
    四、加大对医学知识、健康教育的普及，提高全民卫生知识水平。政府需加大投入，使健康教育能够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社区的有效领导和社会的支持。此外，还要采取各种方法帮助群众了解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改善他们的健康。健康教育应提供必须的健康知识、技能和服务。
    五、卫生行政管理人员必须经过管理专业的专门培训，加强对公共卫生管理事业人员的培养。
    发言人主要职务：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大会发言３号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