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首席评论员 鲁宁

　　这几天，因国家发改委突然曝光国内八所院校乱收费，引发国内舆论又一波对此社会顽症的痛恨与谴责。不少人由此联想到曾经刮过的“审计风暴”和“环评风暴”，也使人联想到去年底退休的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关于教育投入和收费的大胆“放炮”。

　　发改委此举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有部分舆论还期待更多的乱收费院校能被曝光。可一开始，被曝光院校似乎并不惧怕发改委，至少有半数院校在第一时间对发改委此举提出了疑义和申辩，个别院校的校方还指斥发改委“胡扯”。

　　戏剧性的变化是，随之而来，所有被曝光的院校都承认收费确有问题，除了退款还表示要举一反三认真整改。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乱收费的院校未必害怕发改委，真正让它们承认乱收费事实并组织退款的压力可能来自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尤其是面对民间舆论压力，再硬扛下去，岂不太不识时务？

　　有意思的是，发改委也是“见好就收”。22日，发改委专门就八家被曝光院校的认错态度和整改举措发了通报。从通报的行文措辞分析，相关各方对此事的处置可能已达成到此为止的“共识”。

　　教育乱收费的事，在国内属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人们见怪而无可奈何的事情，只要是家有子女在读书，绝大多数家庭都挨过“宰”。国内又有哪家学校敢于理直气壮地说“本校从来没有搞过乱收费”？

　　自从出现了教育乱收费，以遏制为目标的反制招数也没少使过。至于成打的“红头文件”及年年安排的专项整治行动更是没得说。就这样的力度还显不足———国家还将规范收费的内容作为专项法条写进多部教育法规和法律。然而，教育乱收费之蔓延势头仍不减反升。实际现状是，纵然有法律，法也难责众“犯”。

　　遏制教育乱收费，现阶段曝光、整治、退款、舆论监督、行政执法等手段一样不可少。但也得承认，曝光、整治、退款等终究属于事后整改的治标之术。在支持和期待发改委、教育部等机构续查乱收费之外，社会各界是否也该深入思考乱收费久治不愈且愈治愈烈的深层原因。

　　乱收费的最初起因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有关，也与波及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市场化”在起步阶段就在教育领域缺乏规制有关。但是，当政府的教育投入逐年增加特别是近几年增幅较大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把乱收费的原因全部归咎为政府投入不足，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还有，如果说中西部的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导致那儿的学校普遍乱收费，那么东部发达地区呢？

　　本次由发改委曝光的八所院校，东、中、西部都有。可以推断，发改委手里乱收费院校怕不只是八所，被选来曝光的院校考虑到了地区分布的平衡。浙江奉化中学系省级重点，奉化属国内经济强市县，包括奉化乃至整个浙江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之重视在国内绝对排得上号，可奉化中学照样被发改委“逮”个正着。这个事例说明，乱收费的事，教育投入不足只是原因之一，在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区已不是主要原因。

　　作此推断，还有两个思考向度：其一，计划年代没有类似事情；其二，国外几乎也没听说有类似事情。即便是在办学以私立为主的国家，政府也没干预过校方收多少费，反过来私立学校的校方也的确没乱收费的。

　　通过多向度的比对，人们不难意识到，国内教育乱收费的深层原因还与办学体制有关。现有办学体制的经济基础既不是计划经济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打个不中听的比喻是个“四不像”的体制。另外，国内院校内部结构相当于一个“小政府”，除了教师，那么多人得养且还要养好，财政投入再多，“无底洞”也难填满。如此这般，乱收费的冲动要想得到根本性遏制也难。所以，最终遏制乃至从面上消除乱收费之祸，还得期待办学体制的改革能有更多实质性突破。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