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的“爱情长城”启动才几天，就遭遇了各方谴责。日前，这一项目被北京市文物局正式叫停。叫停的理由是“爱情长城”作为“违章建筑”，修到了长城保护范围之内，属违反《文物保护法》的行为，理当拆除，恢复原貌。

　　这件事促使我们关注一个问题：文物保护部门做了损害文物的事情，那么我们该如何规范文物管理部门、甚至“世界遗产”的管理部门利用文物资源进行旅游开发，乃至商业运营的行为。

　　其实，“爱情长城”事件暴露出的，首先是文物管理部门体制繁杂的弊病。一个文物管理处，就能成立“共筑爱情长城办公室”，而最后要求采取措施、勒令取缔的，却是区政府。“世界遗产”尚且如此，更别说其他名胜古迹了。目前，各地文物古迹，多由建设、文物、林业、环保等多部门层层管理，而具体决策权又在地方政府，因而政出多门、相互干扰，难以作出全面的科学决策。结果可能是唯利开发，造成对遗产的破坏。

　　我们承认，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往往需要巨额资金。而目前文物保护的经费来源，一靠政府财政拨款，二靠横向创收。但在我国多数地区，财政核拨的经费，常常连景区的正常运作都不够。在此情形下，各地只能发动各自能量，借助本土资源，大搞各类旅游开发。甚至出现“开发收益第一，有效保护为次”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开发好了，经济效益增加，政府负担也自然减轻，因此，除非出现明显违法行为，各地政府往往对旅游开发中出现的种种不良现象视而不见。

　　按照《世界遗产保护公约》的规定，“各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确定、保护、保存、展出和传承后代，主要是有关国家的责任。该国将为此而竭尽全力。”正因如此，世界各地的自然文化遗产，多由中央管理部门直接管理，有些国家甚至在国会内设立了国家公园委员会。所以，在我国，类似长城之类的“世界遗产”能否考虑也由国家直接管理，并由国家级、世界级专家参与鉴定、评价、监察和保护。对其他古迹，也应当理顺管理体制，强化归口管理，真正实现“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

　　另一方面，对文物古迹的旅游开发，必须以《文物保护法》的原则为标准，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除国家加大文物保护投入外，在强化保护、监督前提下，也可以实现旅游经营权的部分开放，并在管理职能和方式上寻找突破，使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社会责任真正结合起来。在此方面，我国也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设立由国家统一管理的文化遗产基金会，其收入主要用于文物的保护。

　　不同时代的历史文物，是一个国家涌动流淌的血脉，记录着历史轨迹，承载着灿烂文化。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协调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在此过程中，任何功利性的做法和受利益驱动的短视行为，都是我们应极力防止与避免的。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