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女教师徐萍，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在4年时间里，从周一到周五她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

　　记者的调查，使一位乡村女教师的苦难生涯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年仅23岁的她有着特殊的复杂身份：在学生们眼中，她是有着仁慈善心、“教课很爽的天使”；在三个弟弟的眼中，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姐姐”；在父母眼中，她不仅是好女儿，而且还是忍辱负重的家庭脊梁；在城市的街头，她是一个从事着卑贱营生的妓女。

　　她的经历在当代中国是一起极为特殊的个案，但是，她的悲惨遭遇却又浓缩着具有普遍意义的民生忧患，是教育、医疗、就业三大现实问题的集中体现。

　　先说教育。徐萍的大弟弟上大学，两个弟弟读高中，三人一年学费至少2万元。第二个弟弟在去年其实已考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再在高三复读一年，哥哥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考。学费重负仅在2005年就使他家欠上了4000余元新债。徐萍的家庭遭遇恰好就是“一个学生让你家徒四壁”的真实写照。

　　再说医疗。徐萍的父亲积劳成疾，还在1997年就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欠了上万元医药费，到2001年父亲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2005年，母亲患上妇科病血崩，血流了一个月，却舍不得花几百元去挂吊针，“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的血不断向外流，身体不断地干瘪下去”。如果说，沉重的医疗负担会导致“一个病人让你四壁漏风”，那么，有病不敢医，只能成为许多人无奈的现实选择。

　　再说就业。徐萍的父亲贷款买下卡车，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留给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欠款20万元的巨债；此后,他虽然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但是，所有的收入还是无力供养子女读书和还款。徐萍在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一月收入仅有300元，后来徐萍虽然当上公办教师月收入可以有700元，但是，又时常面临工资拖欠和被迫“捐款”。从徐氏父女两代人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农村居民的就业权、收入权、生存权无法保障的真实图景。

　　乡村女教师周末卖身之举，当然不能令人赞同，但其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却值得让人深思。 华西都市报(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