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负面报道影响公众心理认知”，更多地可以理解为是对舆论环境宽松后的一些“不适应”——我们的公众是信息的接受者，但却不是很好的选择者、分析者和判断者。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控制负面报道的量，而是要对公众进行必要的媒介素质教育。

　　主持人：本报记者支玲琳

　　嘉宾：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导）

　　新闻背景：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治安安全感，从2003年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有专家分析认为，是社会信息开放度增加，各种负面报道开始增多，客观上影响了老百姓的心理认知。对此说法，连日来坊间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不少人认为，这是对信息公开原则和舆论监督的公开挑战。

　　主持人：在信息公开原则得到确立、舆论监督受到鼓励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负面报道增多导致安全感下降”的说法产生质疑，完全在情理之中。但客观地说，信息公开、舆论监督的推进过程，始终贯穿着一种“是否会挑起公众恐慌心理”的担忧。就安全感下降这个问题而言，您认为和负面报道增多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陈力丹：客观来看，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众所周知，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不完全基于个体体验，更多地是来自媒体信息的间接构塑。当然，也许有人要说，西方媒体负面报道的比重远甚于我们，怎么就没有引起公众的心理恐慌呢？我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在过去，我们的媒体主要功能是“指导工作”，因此当时的媒体并不是按照新闻的价值标准来运作的，更多是出于宣传目的，这有异于一开始就完全市场化操作的西方媒体。但现在不同了，一些突发的、重大的、冲突的异常事件成为部分媒体追逐的焦点。所以这也就给老百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社会问题比较多。但事实上，这些问题以前可能也有，只是出于“鼓舞人心、促进稳定”的考虑，没有被披露出来而已。所以对于“负面报道影响公众心理认知”，我想更多地可以理解为是对舆论环境宽松后的一些“不适应”———我们的公众是传媒信息很好的接受者，但却不是很好的选择者、分析者和判断者。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控制负面报道的量，而是要对公众进行必要的媒介素质教育。如果人们了解媒介基本职能是什么，媒介的工作特性是什么，作为新闻价值的媒介“兴奋点”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觉得犯罪丛生，危机四伏，会对传媒信息有一个全面的评价。

　　主持人：对舆论监督、信息透明来说，公众对信息的全面、正确理解同样重要。我们不能因为舆论监督、信息公开而回避负面报道对公众心理产生的客观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可能对公众认知产生影响，而重新堵塞言路、屏蔽信源。最重要的是，长久以来视受众为被动接受者的观念必须转变。

　　陈力丹：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都是信息传播、发布者的素质，似乎只要传者的素质提高了，传播的质量自然也会提高。其实传播能否有效，或者是否发生误解，受众的分析、判断力在其中至少要承担一半的责任。现在我们才是刚刚从“传者”这一头做起，逐步推进信息透明、舆论监督，但是对公众媒介素养的培养也不能偏废。

　　这里恐怕要有一个观念上的突破。以前我们总是希望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越高越好。所谓宣传，总是把落“实”摆第一位的。在那个什么都要保持一致、单一主流的媒体时代，这样的衡量标准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社会多元化、媒介形态多元化的背景下，在已不是主流唯一的媒体时代，面对扑面而来的形形色色的信息，我们更需要的是公众的辨别能力。否则，凡事都容易“当真”的高信任度是容易引发公众心理危机的。因此，培养媒体素养，适当降低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是社会变化的要求。

　　主持人：近两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可谓发挥了巨大威力，并且深受公众关注。对此很多公众都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这种对媒体的高度信任可能近乎“盲从”，但是面对公共安全、公共卫生这样的重大问题，人又怎么可能做到事事辨明、泰然处之呢？

　　陈力丹：过分要求公众，苛责公众放大了的危机感，的确并不合情理。比如食品安全。如果说关于社会治安的负面报道增多，其实这两年在食品安全方面爆出的问题也不少。面对一次次的黑幕、风波，公众的心理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安全感非常脆弱。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我想媒体本身应该担负很大的责任。就拿曝光冠生园月饼陈年馅的事件来说，这个报道是有明显缺陷的。因为它没有强调这个事情仅仅发生在南京的冠生园。由于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导致殃及全国所有的冠生园。所以，这个舆论监督案例可以说是成功的，却也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公众的恐慌，对“冠生园”三个字造成的过度敏感，完全是因为媒体刻意追求更大的轰动效应造成的———你强调一句“不是全国的冠生园”不就行了吗？面对安全、卫生这样的突发事件，公众往往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很难做出即时的判断。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公众无论如何不能被动地默默接受，公众也有质疑和发问的权利。比如在事后，对于媒体刻意追求轰动、一心只想爆料的做法，公众就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只有来自公众的监督压力，才能督促媒体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如果公众没有这样的监督意识，那么很容易给炒作制造市场，而一个子虚乌有的传闻也容易引发公共心理危机。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绝不会只有记者的声音。在记者监督外，也应该形成社会舆论和监督。而这，也是公众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