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支持精神对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只要它们能支持人们从事义行善举，我们的社会就不妨像海纳百川一样，容有各种合理精神资源来合力支持人们履行基本的义务和乐善好施。

　　何怀宏

　　央视“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的评选结果近日已经揭晓。从2002年开始，这已经是第四届了。主办方想把它做成一个“凝聚中国人民族精神和道德力量的品牌”，这在一种娱乐盛行的气氛中颇值得关注和支持。现在的许多英模人物是比较自然地从民间这块“厚土”中被发现和推举出来的，他们也的确因体现了道德的精神而有长久的意义。

　　回顾已评出的4届当选人物，绝大多数人是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克服巨大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而杰出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有的甚至以身殉职，还有的是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

　　他们中最多是基层干部和领导官员、军人及公安干警，也有医生多人，其中以在“非典”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钟南山、一直在民间从事艾滋病防治的退休教授高耀洁和乡村医生李春燕的事迹最为感人；著名运动员如姚明、刘翔；科学家如“水稻之父”袁隆平、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黄伯云；文艺界名人如巴金、成龙和濮存昕；也有普通的乡村教师徐本禹等。有一位多年自费为侵华日军遗弃武器受害者代理诉讼案件的日本律师尾山宏，是惟一当选的外国人；而瞒着母亲为母献肾的律师田世国，很早就挑起抚养家庭重担的大学生洪战辉，其事迹虽然和他们的职业没有关系，但他们履行的仍是一种义务，一种传统社会很看重、现在却有些失落的家庭义务。

　　虽然这类评选总是有可能挂一漏万，以上人物是否每个人都适合作为最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也还可再议，比方说，如果从感人出发，或许应更重视所克服的困难而非所达到的成就，也可更侧重普通人，因为普通人奋斗更难，而名人往往已有他的巨大职业名声和成功优势———除非这种评选有时恰恰是要作为一种对名人们在道德方面的激励。但无论如何，这种评选还是可以使我们一瞥丰富多彩的时代风云人物和社会价值取向。

　　在履行基本义务和职责这一点上，所有当选人物可以说都是共同的。虽然这里还有一些区分，如许多直接是职责所系，即便履行这一义务要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还是勇于承担，万难不辞，如原驻伊拉克大使孙必干、在非典猖獗时履行治病救人职责的钟南山；还有少数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个人抉择，如退休以后关注艾滋病的高耀洁，放弃读研究生到乡村任教的徐本禹，虽然他们也同样是在履行一种关心自己的同胞、关怀处在困境中的生命的基本义务。

　　一方面，基本义务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但落实到具体情况，尤其在制度的正义或政府的义务方面，又可能还会有许多观点的歧异，在这方面我们就需要努力求同，以求达成共识。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会同意要关心他人、帮助弱者。但如何帮助？政府、社会、个人各能做些什么？政府必要的权威和公民应有的权利如何平衡？贫富悬殊的成因和解决办法究竟在哪里？这就需要尽可能地通过充分和平等的讨论达成较合理和较一致的意见。

　　但对个人来说，基本的日常义务应该还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制度安排的正义性应该体现在使人们都能大致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个人也应拥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但一旦确定，他就应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像钟南山所说：“在我们的岗位上，搞好我们的业务工作，防治好疾病，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也是最大的道德。而当履行这一职责遇到危险时仍坚持不懈，“有财不苟得，有难不苟免”，这还是一种最高尚和最感人的道德。

　　我们在义务行为方面要努力求同，但在支持各人履行这些义务方面的精神资源方面，则不妨存异。这首先是尊重事实。因为不同的人履行同样的义务却可能有不一样的精神资源和动力，甚至在同一个人那里，这种支持精神也不一定是单一的，而可能是有多种来源的。其次，义务的命令直接涉及到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而精神信念则是存于各人的内心而常常只是作为各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所以，一个社会对那些关系重大的行为是应该努力达成一些基本共识的，如此方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的存续和发展。现代社会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丰富和多样化也恰可由此得到保障，并反过来推动这种基本共识的巩固和发展。

　　我们从上述“感动中国人物”那里也可以看到，他们有些是出自对理想社会的信念，有些是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还有的可能只是出自一种非常朴实但却坚定的生活态度。如高耀洁的外祖父曾是清朝翰林，她3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其中很多内容迄今可以背诵。她称自己是一个“儒教徒”，常说“天之生物有责，我的职责就是个医生”。说儒家经典中对她影响最深的一句是：“人无信不立。”。故此，她不能忍受向世人欺瞒河南艾滋病的真相。又如徐本禹，他说自己从小就受到即便家穷也仍然时常周济别人的母亲的影响，他考上大学后不久，同学的父母看他穿得单薄，就送给他两件衣服。他说：“就是这件事情改变了我一生的看法。”“因为别人帮了我，我肯定要帮别人。”在他看来，这就是帮助别人最充足的理由。

　　记得报载有一个老工人多年如一日地在天安门广场拣拾垃圾、清理口香糖的残迹，支持他这样做的主要是对领袖的热爱。还有许多人做好事是受雷锋精神的感召。各种支持精神对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有高下、精粗之分，与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也会因不同的关系而有影响大小之别，但是，只要它们能支持人们从事义行善举，我们的社会就不妨像海纳百川一样，容有各种合理精神资源来合力支持人们履行基本的义务和乐善好施。

　　古人对“和谐”的理解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更是现代社会生活之要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也只有如此，方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励成千上万持有各种生活信念和追求的人们的道德积极性，共同致力于一个合作与和谐的社会。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