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协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汉代著名思想家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所讲的“际”，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古以来，中国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其主导精神都是主张天人调谐的。可以说，天人调谐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精髓。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理念，对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将具有重要的启迪。

在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上，人类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对自然是一种恐惧和依赖的状况，处在崇拜自然的阶段。当人类历史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环境破坏和生态失衡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严重危机之一。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应引起高度重视。为有效遏制此类现象的继续蔓延，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限制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否则，环境的过度污染将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危害人民健康，损害中国产品的国际声誉。如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续，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难以向人民交待，难以向子孙交待，难以向历史交待。“眼界原从经历来”。地球至今存在了46亿年，生命诞生于30亿年前，人类出现了约200万年，产业革命不到300年，人类还太年轻，经历还太浅，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善待自然，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永续发展。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自己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护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应当既注意代内需求，也应当关注代际公平，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求得“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和谐目标。可见，人类在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素质，逐渐达成了“天人调谐”的思想共识。

基于对生态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种模式，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种是传统模式。它不考虑环境因素，一味强调对环境的征服，缺乏保护环境的意识，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第二种是“过程末端治理”模式。它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使生态恶化日益严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第三种是循环经济模式。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遵循“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原则，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的目的，强调“清洁生产”，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最终实现“最佳生产，最适消费，最少废弃”。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符合天人调谐的理念。

天人调谐，是中国自古以来研究天人之学的一条主线，是中国天人之学的精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一种整体观的理论，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并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在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朴素整体观的同时，也明确承认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和谐地位。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人具有重要的地位，“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材”。天、地、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虽或有别，但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合德并进，圆融无间，才是天人调谐的最高境界。中国古代典籍指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天地之道，即指自然界阴阳刚柔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也就是说，人要服从普遍规律，通过认识和效法天道，就可以从中汲取教益，引伸出人事所遵循的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调谐，反对泯灭人的天赋特殊性，反对返回原始状态来追求天人调谐，强调人的特殊性与能动性，重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要善用自然规律为自身服务，同时，要克尽人类对天地万物“参赞化育”的责任。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人类要刚健有为，积极进取，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出人类要具有居下负载万物的品格，醇厚品德，承担重任。“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迁善改过。关键是有知过之心，能深刻反省，知道反悔。《周易》一书出现过33次“悔”字，强调只要知道反悔，迁善改过，就可以“无咎（灾害）”或“无大咎”。

天人调谐思想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兼有刚柔两重禀性。阳刚之性要求人“自强不息”，即发挥主动的创造精神；阴柔之性则要求人“厚德载物”，即以宽大的胸怀接纳万物。在对自然的实践中，“自强不息”就是要积极地参加自然的演进；而“厚德载物”则是要求在人类活动不超出自然的限度，如此，才能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境界，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最高目标的道德规范。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和”能产生新事物，五声和，则可听；五色和，则成文；五味和，则可食，推及施政，则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综合不同意见，化解复杂矛盾。“和而不同”，则和实生物。如果只是相同的事物叠加起来，不可能产生新事物，就不可能生机勃勃，而出现“同则不继”的现象。

将“和谐”用于人际关系，“宽则得众”，以宽和的态度待人，就会取得众人的信任。“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将“和谐”用于政治，则能“政通人和”，促进历史发展，文化繁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光辉时代，是和当时的“和谐”的文化政策和“养士”政策密切相关的。“和谐”能促进新事物、新思想的产生，能出现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局面。反之，只能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将“和谐”用于经济，则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中国许多朝代的开初，为了给人民一个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机会，都实行一段休养生息的政策。这种“和谐”政策，确实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过良好的作用。

将“谐和”用于外交，则“协和万邦”，既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既不侵犯别国，也绝不允许别国侵犯。这是中国爱好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优良传统。

将“和谐”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类发展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与自然界保持和谐，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才能实现与自然界共生共荣、协调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和谐”理论是十分深刻的。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的深刻哲理，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稳定和祥和。

中国传统天人调谐思想是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矛盾重要的价值标尺，深厚的理论和资源。宋代学者张载有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者气象”和“天地情怀”。今天我们继承中国古哲先贤所倡导，近代以来被否定、被抛弃的天人调谐思想，立足当代世界科学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发展、深化天人调谐思想，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就是要通过发扬光大天人调谐思想，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最终使人类永久性摆脱能源危机、生态危机、发展危机、生存危机，摆脱为争夺资源、财富、地位而形成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心理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中国政府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使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得到协调发展。永恒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至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发展，既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精神支撑，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加深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融合与互动，构建有现代意义、现实品格的中国新文化，对认识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作者冯之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中国循环经济论坛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2005年9月6日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