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2006年2月24日，成都市看守所。

　　“哐啷”一声，沉重的铁门缓缓打开。一名中年男子耷拉着脑袋紧跟在民警身后，外套上的黄马甲醒目地显示着他此时的身份：一个犯罪嫌疑人。而在1个月零3天前，他还是一个普通人，成都百万外来务工者中的一员。

　　2006年1月21日下午3时，47路公交车经过东城根街天府隧道口时，就是当时正在车上的他，突然声称携带有炸弹与汽油，要求司机、售票员和所有乘客立即下车。然而，市公安局枪爆科民警对该公交车进行全面搜查后，却未发现任何引爆装置。随后，这名男子因涉嫌编造并散布恐怖信息被逮捕。

　　他，就是何建清，资阳市忠义镇石柱村8组人，40岁。

　　闹出如此大的“虚惊”，何建清自称竟只是想找一个年长者倾诉。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心事，如此渴望与人交流？记者近日面对面采访了何建清，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沟通交流乏力，一心想融入社会的他有心结时，谁来为他解开？

　　“ 诈弹”现场

　　他给警察扔纸团：找个人来听我倾诉

　　“我们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西御河派出所民警郭仲和雷晓红说，1月21日下午3时许，他们出警经过天府隧道口时，发现一辆47路公交车停在路边，车旁围满了人，远远地向他们招手。一听说车上有人携带了“炸弹和汽油”，他们立刻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公交车此时停放的位置，正是成都市的“心脏”。

　　空荡荡的车上只剩下一个中年男子，他坐在驾驶位上，戴着鸭舌帽和厚厚的墨镜，穿着深色防寒服，黑裤子，棉鞋，面无表情，脚边放着一个普通的布包。

　　郭仲立即开始疏散围观群众，雷晓红则试着上车和该男子交谈。她注意到，他身子一直在颤抖。对她的劝解，他一直沉默不语，只扔来了一团纸，上面写着一行字：“你们帮我找一个善于倾听、有耐心的老人来！”

　　没想到这个“危险人物”提出的竟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奇怪的要求，雷晓红有些意外。更意外的是，那墨镜下流出了两行泪水。“一时半会儿找不来这样的老人，你先下来再说。”趁此机会，郭仲从车后门悄悄靠了过去，一把夺过了那“装着炸弹和汽油”的布包。雷晓红和随后赶来的民警一左一右架住了该男子。他没做任何反抗，反而有些如释重负地下了公交车。

　　进了派出所，他先是一声长叹：“终于有人来关注我了！”随后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我叫何建清，我身上没有炸弹，我也不想害人，我只想找一个老年人、最好是有耐心的老年女性谈谈心……”

　　在他随身携带的布包里，装着下列物品：印刷的求职宣传单36张；手写的求职宣传单5张；“免工资求职”广告牌1张；旧报纸1张；小灵通一部；鲜橙多和老干妈瓶子各1个???里面装的液体后经证实为自来水。

　　“ 诈弹”背后

　　为何我总与同事处不好关系？

　　“我觉得我有心理障碍，因为我总是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何建清说，自打工以来，他先后找过10多份工作，最长的干了3个月，最短的只干了3天，“每到一个单位，我都和同事处不好，我想我自己肯定也有问题，但我不晓得问题在哪儿……”说起这些积压在心中已久的话，他的眼圈红了。

　　他曾在一家工厂当砂洗工，工资较高。有一次，和老板有亲戚关系的质检员硬把他的一分工计件在自己妹妹头上，他当即抢了回来，两人关系从此紧张。事后，何建清也曾私下请质检员喝酒吃饭，试图缓和关系。但没多久，质检员又为一件小事当众对他破口大骂。

　　诸如此类的委屈，何建清经历了很多。虽然这是每一个求职者都可能遇到的问题，但他的思想却渐渐有点“拐不过弯”。何建清虽已40岁，但一直未婚。“他从小就性格内向，不怎么合群，”石柱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元富是看着他长大的，“他是那种心气比较高的人，不爱做农活，爱搞些小发明，在农村人看来有些不务实，家里又穷，所以就一直没结婚。但他这人品行上没问题。”

　　何建清的父亲早亡，姐姐夭折，妹妹远嫁江苏，母亲双目失明。工作上屡遭挫折，他一方面抱怨命运不公，“处处遇小人”，一方面又开始检讨自己，“我是不是心理上有障碍？”他觉得自己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社会，他变得非常敏感，并害怕与人相处。他很渴望能有人听听他的倾诉，“找一位年长的有生活经验的人，最好是一个有耐心的女性，听我好好说说我心里的苦闷，像长辈一样教教我怎么为人处事……因为我的母亲没有文化，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些事。”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没能找到那双“倾听的耳朵”。他也曾试着向身边的人讨教，但换来的是不解与嘲笑。“他们也许觉得，我都40岁了，怎么还会为这么‘幼稚’的事苦恼？”

　　想找人交流，不料处处碰壁

　　苦闷的他想了一个特殊的求助方法???“免工资求职”。“我不要工资，但老板要抽空教我怎么与人交往……”

　　复印好宣传单后，他害怕受人嘲笑，特意买了假发与眼镜，将自己改头换面，再趁着夜色偷偷摸摸地将宣传单贴上了街头。来自农村的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制造都市“牛皮癣”。第二天，这些宣传单就被全部清除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四处散发宣传单，但数天过去了，始终无人问津。他干脆制作了一个1平方米的“免工资求职”纸牌。他想把求职纸牌挂到某劳务市场里，但市场方不同意他“打广告”；他骑车到了偏僻的郊区，一家一家地寻找工厂，却没人愿意花时间听他“唠叨”；当他来到一家茶馆外摆出自己的求职纸牌时，却引来一大帮围观者的阵阵哄笑，“我气得在屋里躺了好几天”。

　　他又拨通了某报的新闻热线。记者倒真的来采访了他，并写了一篇报道。但他认为这篇报道“帮了倒忙”：“她不该把我求职失败的经历全部写出来，这样谁还敢用我？”

　　看了报道后，其实曾有三家单位表露过接收意向，但“我给第一家打电话，对方一听我的声音就开始笑”；而另两家提供的都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岗位，他担心和同事处不好，也只好放弃了。

　　丢“诈弹”，就为找个人说说？

　　“如果不先解决与人交往的心理障碍，我不可能顺利地工作。”他渴望与人交流、渴望得到帮助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2006年1月10日，他拨打了110，提出想找“一个老年女性谈心”。值班警官建议他去找心理医生咨询。过了几天，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心理医生，但“100元1个小时”的收费标准吓了他一跳……

　　此时的何建清已变得烦躁不安，“眼看要过年了，我不能把这个问题拖到明年。”

　　1月20日，何建清在顺江路上再次拨打了110。他对巡警说：“我现在很烦，请帮我找个人谈心”。巡警有些啼笑皆非，安慰了他一阵后便离开了。此时很多路人围了上来，“一听我的想法，大家就开始嘲笑，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个神经病，我觉得很受侮辱。”

　　就在这天晚上，他决定：明天去做一件惊人的事，引来别人的关注。

　　第二天他灌了两瓶自来水，装进布包，在成仁路上了一辆27路公交车。上车后，他握着布包的双手开始发抖。“怎么开口呢？”“后果到底怎样？”他心里激战得厉害。就这样，他从起点坐到终点，又随该车返回起点，一个多小时的煎熬中，他始终无法开口。所有的乘客下车后，他还趴在位置上，售票员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病了，还将他扶下了车。

　　中午，在附近的工地上吃下一盒2.5元的盒饭后，他暗暗给自己打气：“下午一定要狠下心开口！”

　　下午3时许，他上了一辆47路公交车，一上车就站在司机背后，售票员连喊几声要他到后面坐，极度紧张的他也没有理睬。车到了东城根街天府隧道口，售票员再次上前请他到后面去坐，他一下子急了，终于喊出了一句：“我有汽油和炸弹，喊他们全部下车！”就这一句话，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也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

　　1月27日，何建清被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批准逮捕。当得知自己已触犯刑法时，只有初中文化的他不知所措地流下了眼泪：“我知道我违法了，可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

　　“ 诈弹”启示

　　出门在外 苦闷了谁来听我们诉说

　　记：你觉得你的心理障碍是什么？

　　何：我学不会容忍小人。人家都喊我“瓜娃子”，我也觉得我是书呆子。别人虽然也看不惯有些人，但表面上会装着什么也没有，但我就受不了，容不得别人有一点错误。

　　记：城市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服务已逐渐完善，你觉得还需要些什么？

　　何：我就希望还能有一个专门给我们打工的人员提供心理咨询的机构。这太有必要了。我们在工作生活中遇上啥事，又不能和同事讲，身边又没有亲人和朋友，就不晓得咋办了。喊我们去看心理医生，又看不起。

　　何建清一口气和记者聊了3个小时。其实，他挺会倾诉，说话也很有条理。一直困扰他的也不过是一些工作生活中的常见问题。如果他能获得一些必要的心理帮助，就不会上演公交车上那一幕。

　　何建清恳求记者，不要把自己“犯法的事告诉乡亲们”，他不想别人笑话；尤其不要告诉他的母亲，“出来打工时，我妈再三说，就算是讨口也不能做见不得人的事，我不想让她伤心。”

　　而当记者随后来到何建清的老家时，发现因他外出打工数年不归，家里的土坯房早已倒塌。其母已被远嫁的妹妹接往江苏养老。她们并不知道他已成为“犯罪嫌疑人”。

　　《刑法》第291条规定：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李亚玲 袁丽雅

　　记者手记

　　请给他们一双倾听的耳朵

　　一个陷入困惑的人。一个简单的目的，一次危险的举动。

　　当手铐铐上双腕，何建清哭得分外伤心。他压根就没想到，一句谎言的代价会这么高。

　　进城务工这些年，文化水平不高、从小性格内向的何建清遇上了许多烦恼。他渴望倾诉，期盼帮助。在以身试法之前，他尝试了众多求助渠道：邻居、市民、110、红十字会、心理医生、新闻媒体。但效果令他失望。“我无法真正融入这个社会”。于是，他想出了这个极端的吸引“关注”的方法：在公众场合谎称带有爆炸物。

　　幸好只是一颗“诈弹”。或许，我们在关注“何建清”们的生存需求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

　　在今年1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从七方面解决农民工问题，其中一方面即为“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应该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生存方面的，还应该包括精神层面的，生活方面的。在逐步解决农民工求职难、讨薪难、子女就学难、看病养老难时，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的关注也应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比如在这一个个案里，如果给了何建清一双“倾听的耳朵”，也许我们这个社会就少了一桩意外事件，少了一个犯罪嫌疑人。

　　（李亚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