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有奖评新闻
欧阳予倩肖像
近读王蒙先生的随笔《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的骑兵军》，见其中有一处地方提到了已故浏阳籍戏剧大师欧阳予倩，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潘金莲的故事，‘五四’以后有欧阳予倩的话剧为之翻案。”但我依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欣慰。近年来，梅兰芳、田汉等文化前辈声誉日隆，时不时的有纪念文字见诸报刊，但曾经与他们齐名的欧阳予倩却很少有人提及，几近寂寂无闻，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心下不平。而王蒙先生能够不埋没大师的这一段戏剧“翻案”成就，自然令人感到一丝宽慰：毕竟还有一些文化人记得欧阳予倩这个曾经与中国戏剧文化紧密相连的名字。
说欧阳予倩与梅兰芳、田汉齐名，有人或许会以为笔者夸大其辞，然而翻阅有关的历史记载，你会发现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过分，而且是本来的历史事实。先说欧阳予倩与梅兰芳吧，上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他们同为中国京剧舞台上最当红的旦角。梅在北京，欧阳在上海，两人都热衷于编演讽世警俗的时装戏和富有创新特色的古装戏，其中尤以“红楼戏”盛极一时，剧坛有“南欧北梅”之誉。对此，梅兰芳曾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记述说：“我们两个人一南一北，对排红楼戏，十分有趣。旁人看了，还以为我们在比赛呢。”当时，晚清状元、南通名士张謇曾邀请梅、欧两人同到南通演出，并为南通更俗剧场亲书一副对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庐陵宛陵今古人。”意谓古有欧阳修（庐陵），今有欧阳予倩；古有梅圣俞（宛陵），今有梅兰芳。这也可以作为“南欧北梅”齐名的另一见证。
至于与田汉齐名，已故著名话剧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夏衍先生的一句话可为定评：“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田、欧两人同为中国话剧运动的急先锋，都创作和排演了大量的话剧作品，夏衍先生对他们的风格品评是：欧阳谨严，田汉豪放。王蒙先生提到的话剧《潘金莲》，就是欧阳予倩在1927年创作的。改革开放后四川剧作家魏明伦因创作同名川剧、大胆为“千古淫妇”潘金莲翻案而大大“火”了一把，殊不知早在几十年前欧阳予倩就这样做了，只不过被无情的历史所遗忘了而已。然而，一个艺术家的剧作可以被遗忘，但他在艺术史上的存在是不会也不应该被遗忘的，田汉如此，欧阳予倩也是如此。其实，关于欧阳予倩曾经与梅兰芳和田汉齐名的事实，从他们在解放初期同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同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情况也可以看得出来。
既然欧阳予倩曾经与梅兰芳、田汉齐名，那么几十年后为什么会冷热如此不同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作为大师家乡的浏阳没有及时对他的事迹和成就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宣传，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不知是由于名人太多，还是因为生性尚武轻文，浏阳人谈起“将军之乡”都眉飞色舞，但对于欧阳予倩等文化名人却一直有些淡然，有时甚至还有点漠然。很长一段时间，除了一部分地方史志工作者外，很少有浏阳人知道欧阳予倩其人其事。记得1989年欧阳予倩百岁冥诞时，中央戏剧学院编纂了六卷本的《欧阳予倩全集》，该书于199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全套定价44元，仅印850套，县新华书店也分来了两套。我因为想写一点欧阳予倩的文章而买了一套，另一套摆在书架上好久都无人问津，后来降为半价才被人买走。其在家乡的际遇尚且如此冷清，在外地又怎么能热得起来呢？而相比之下，梅兰芳在北京、田汉在长沙所受到的推崇和宣传，是完全可以用热烈来形容的。
直到最近几年，浏阳人才终于开始注重欧阳予倩的价值，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新建的剧院，并在对外宣传中加大了这位文化名人的分量。这对于欧阳予倩而言，或许已经有些迟了，但对于浏阳的人文发展而言，却也还未为晚矣。因为毕竟有更多的浏阳人认识到，仁人志士和将军英烈固然是浏阳的光荣，文化名人和科技精英也同样是浏阳的骄傲。而有了这样的认识，“文化浏阳”也就不会再寂寂无闻了。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