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冬麦子

　　天哪！连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大街上也在倡导“狗仔队”式的娱乐了

　　回到广州，我去找一个朋友聊天，我相信这个人对互联网会比我了解。我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搜索引擎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因为我不懂互联网，我觉得他应该懂。他说搜索引擎有前途。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百度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样？他说百度有自己的技术，有优势。他很中肯，说“梁冬，你是不是应该去很难判断，因为这是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位朋友的名字叫丁磊。我说：“那行，谢谢。”

　　可能，我是一个自以为有点追求的人。在凤凰混了好几年，最终成了个节目主编、主持人，做着一档其实在整合不同媒体形态的节目，电影、音乐、出版、报纸、电视制作，所有领域的内容都被一种我称为社会符号体系的话语方式穿起来，这节目让我能和不同媒体的代表人物深入思考对话，并且对不同媒体的特质做了系统的研究。但为了收视率，我常常需要用一种非常通俗的方式表达，有时一不小心就显得太娱乐化，这让我常常为此感到烦恼。这和我在传播及品牌营销上的专业追求产生了矛盾。

　　有一天，打出租车路过北京的北三环，我看见了一块灯箱路牌，画面的主角是一只小狗，脖子上挂了一架相机，大概的意思是“要做真正的娱乐新闻”。这是一家娱乐杂志的广告。天啊，连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大街上也在倡导“狗仔队”式的娱乐了，可见这个娱乐已经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做娱乐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传八卦，不再讲深刻，不再讲文化，不再讲艺术，人文艺术都是扯淡的。这个灯箱路牌对我很大的刺激。事实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观众也好，广告商也好，各种各样的言论都在暗示，要我去把娱乐节目最终做成一个八卦节目。这会让我不敢面对家长。我有一些长辈在北京大学教书，他们会觉得这样不太好，虽然我已经因此拿到了中国电视榜的年度节目主持人。

　　随着2004年12月的到来，我即将要面临30岁的生日。我人生到30岁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人在媒体，电视也好，出版也好，甚至一些跨媒体合作，都是基于一种权利意志，向受众推广他们想说的东西。我大学时候，曾研究过窄众传播。以后的传播一定是趋向对一个人的传播，而不是大广播。事实上，搜索引擎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它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去做跨媒体的事情。一个网友可以在网上搜音乐、搜电影、搜小说、搜电视节目，它是以人民的意志为中心的。我真正想做的，可能正是这个。

　　接触了百度，我常试着用它。有一天，打开搜索风云榜，看到了里面最热门的关键词，我就拿了这几个关键词去问我的那些做电视节目和做报纸的主编级的朋友。按说，他们应算是对社会风向比较敏感了吧，可居然我说的十个词儿里面有九个都不知道。而这九个词儿在互联网上已经是热得发烫了。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试想，他们在传统媒体的人中，已经是最精英的分子了，居然和互联网上的大众之间差异那么大。这个鸿沟不是以年龄段来划分，而是两个阶级。那一刹那间，我就突然觉得这个事情完蛋了，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搜索引擎一下子把我摆平了。

　　那时候，凤凰卫视正在做第二年的计划，广告商已拎着支票上门来要投娱乐串串秀了。当然，其他节目的广告卖得也都不错，朋友都很高兴，很快乐，我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要离开凤凰。我当时设想最好的方式是这样的：离开凤凰，然后去学中医。顺便为百度做品牌顾问。那个时候我跟丁磊拜广东省中医学院的邓老为师学习中医。邓老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代言的邓老凉茶，在广州到处都能买到。我们想学中医纯粹是为它的国学魅力折服，太深刻，太智慧，太有趣了。

　　邓老88岁，仍生龙活虎。他是中医界的泰斗。其实，中医界也是有江湖，因为中医标准是模糊的，大家在意见不统一的时候，都会征询邓老的意见，他说应该这样，OK，那就这样做。我和丁磊，是到邓老的家里拜的师，成为入室弟子，我的辈份一不小心已经有一定级别了（真是一件让梁某人汗颜的事）。邓老是一个哲学家。他认为，在中国虽然缺中医，但是不缺我俩。真正所缺的，是推广中医的人。他希望我和丁磊能传播中医，让更多人对中医感兴趣。由此，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离开凤凰学中医，顺便帮百度做一个行销顾问，拿些顾问费，然后在一些很装模作样的杂志上开几个专栏，每个专栏1000元，每周2个乘以4周等于8000,我觉得养活自己似乎够了。然后再写本自传，混个几年再看。说不定以后自己就开一个中医馆（当然是与真正的医生合开的）。（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