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因其对纳粹大屠杀的质疑，被奥地利警方拘捕和判刑。此前，他多次在类似的诉讼中被判败诉，比如2000年，他以诽谤为由将一位批评他为纳粹大屠杀辩护的美国历史学家告上了法庭，结果他自己祖国的法院宣判他败诉。对于那个判决，他是不服气的。他称，因为言论接受审判侵犯了他以及奥地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的言论自由。他还说，立法者在左右着历史学家如何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在这次奥地利审判中，他没有再用“言论自由”为自己辩护，而是承认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法庭没有接受他的认错。在法庭之外，确有不少人认为他发表的只是言论，并没有对社会构成威胁，因此主张量刑时轻一点。

　　固然，欧文只是因言获罪，而且他的罪与纳粹当年的罪相比只是小恶（当年纳粹德国根据荒谬的种族理论，对德国和欧洲实施了种族清洗，根据夏威夷大学如梅尔的研究，死于这一系统化的国家恐怖主义的人数为210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在战场上死亡的人），但是，他的小恶所触动的却是欧洲最敏感的神经。战后欧洲的基本政治观念和道德伦理都建立在对纳粹主义的沉痛反省上，甚至可以说，这一反省再造了欧洲人的良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意在减轻纳粹罪行的“学术研究”，在公众意识中都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谴责和悔过，而不应有别的价值选项。战后，欧洲诸国制定了相关法律限制为纳粹种族灭绝罪行辩护的“学术自由”。欧洲十分担心，如果不能用强制性的法律消除为纳粹辩护的病毒，这种病毒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还会冲决文明的堤坝，再次为祸人类。

　　我们不应对文明社会为反人类罪恶所设置的防范措施过于自信。纳粹的崛起就证明了这一点。德国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少伟大的人物啊，然而它也孕育出了希特勒这样的魔头，各种制度设置、宗教、伦理等等都未能阻止住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蔓延。人类目前的制度设置、文化、宗教是否可以阻止种族清洗的再生呢？发生在世界一些地方———比如1994年卢旺达胡图族大屠杀中图西族和温和的胡图族就有50万人被杀———的种族仇杀和灭绝事件，使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那么肯定，因此保持制度上和良知上的警觉是必要的。

　　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一些人出于各种理由曾经起来抵制过它，但最终都失败了。马丁·涅穆勒牧师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后来因反对纳粹而遭到逮捕，劫后余生，这位牧师对于德国在抵抗纳粹暴行上的无力作出了令人难忘的描述：“一开始，纳粹追杀犹太人，但是我不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我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但是，我不是天主教徒，因此我还是没有反对。然后他们追杀工会分子，但是我不是一个工会会员，因此我依然没有反对。最后他们冲我而来，但已经没有留下什么人来反对了。”我想，这应当是德国人民自我反省的经典表达。在纳粹兴起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如果人们能够联合起来采取坚定的措施，而不是抱着犬儒的态度以求自保，纳粹制造的大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战后德国民族的反省中，有一种反省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也是最独特的，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了诸如“种族清洗”这样的罪恶感到“羞愧”，上述涅穆勒牧师的话就是这一羞愧感的经典表达。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抵抗运动的知情者梅尼克写道：“第三帝国不仅仅是德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所遭受的最大不幸，也是他们的最大耻辱。”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羞愧感和耻辱感，德国等欧洲国家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为纳粹开脱的言行，才变得非常不宽容。就在欧文案之前，德国总理还对伊朗总统否认犹太人被大屠杀的言论，作出了西方世界最为强烈的反应。

　　对耻辱的感知乃文明之始。人兽的界限就在于是否有耻辱感。德国有了这种耻辱感，于是就有了勃兰特下跪道歉的行为，就有诉诸法律遏制为纳粹张目的做法。在很多国家都将别国对自己的征服和侵略视作耻辱，而鲜有将自己国家对别国的侵害视作耻辱的，德国是一个。与一些国家总是找各种理由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人辩护甚至为军国主义的赫赫武功感到自豪不同，德国等国家的做法，实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升华。从耻辱感中升华而来的文明是抵御纳粹再生的屏障。这样的提升在文明史上并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