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讨要53人打工被拖欠的工钱，湖北随州农民陈德军独自在天津奔走3年多，几乎找遍了相关的所有部门，最终诉诸法律讨到4万多元。但“赢了官司输了钱”，打官司的花费加上当初打工的欠账，讨到的工钱所剩无几，陈德军没能给苦盼他3年的老乡们带回一分钱。

　　一笔工钱讨了3年多

　　新华社电陈德军3年没敢回随州老家过春节，因为3年来他始终没有讨回天津方面欠他们几十个老乡的7万多元工钱。今年1月4日，他终于领到了法院判给的9千多元工钱，硬着头皮赶在年前回来与家人团圆。果然，当初同在天津打工的老乡们天天上门闹，要把家里的电视、冰箱都抬走。“大年除夕那天，家里全是讨债的人，全家人整天都没吃一口饭。”陈德军伤心地说，“农民工讨薪怎么这样难？我要用10年时间讨一个说法。”

　　讨工钱反被打晕

　　陈德军是随州市均川镇粮油工贸公司下岗职工，2002年初，他带着老家9名下岗职工和43个农民工到天津打工。他以均川抹灰队名义，与河南濮阳市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管现昌施工队签订工程协议，承包了天津铁路信号厂智能电源车间抹灰工程。协议约定抹灰工程总价款为12万余元。7个月后，工程做了一大半，讲好的工钱迟迟拿不到手，抹灰队只好停工。管现昌只付了2万余元，便不理他们了。陈德军只好先给52名老乡写下欠条，独自一人留下来追讨工钱。陈德军一次次找管现昌要钱，一次次空手而归，有一次反被对方几个人打晕在工地上。

　　法庭判赔每天工钱3元5角

　　2003年5月，努力了8个月没要到一分钱的陈德军，找到天津河北区法院起诉管现昌，要他给付拖欠的53人劳务费7万余元。“一审时，我们计算的施工量和管现昌提出的完成量差得很多。法院说‘谁主张谁举证’，要我找有资质的评估单位评估我们抹灰的工程量。我打短工一天最多也就挣五六十块，还三天两头出来打官司，哪里请得起评估单位？所以法院就按管现昌提的工程量给我们算工钱。经过6次开庭，一审判决管现昌付给陈德军等53人劳务费共计1万余元，折合每人每天3元5角。由于法院是按53个人的劳务费判的，所以执行庭要所有民工自己来领钱。陈德军说：“这太难为人了。从我们均川镇到天津，一个人乘汽车要68元，火车票要150元钱，52个人来回要花两万多元钱。怎么来拿？我多次跑法院求情，后来法院才同意让我拿52人的身份证领钱。”

　　一笔工钱讨了3年多

　　陈不服，上诉到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1月11日，一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陈德军说：“二审判决我还是不服。可一打听立案再审要等3个月，我就想认了，拿钱回家算了。就在天津一边打短工糊口一边等钱，直到今年1月4日才拿到全部判决款项。我在天津讨工钱，一讨就是3年多啊。”

　　“等着国家主席来接待你吧”

　　陈德军介绍，为了讨工钱，先后找过天津市多个部门。“2005年4月7日是天津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长接待日，我要求见检察长说说情况，一名女工作人员说‘你等着国家主席来接待你吧’。我还多次找到天津市信访办和天津市人大，他们都说管不了。人大的一个接待人员说‘你再说我都听不见。我就这样，你去告我吧。’2005年11月10日，我再次找到河北区法院执行庭要求拿回剩下的钱，结果吵了起来，我被关进拘留所15天。”解除拘留后，他花800元找一名天津籍人作担保，领回工钱9千余元。

　　一些部门也曾关照过他

　　记者采访调查时发现，陈德军讨薪期间，天津许多部门曾破格帮他维权：天津市河北区司法局法律援助科为他提供了法律援助，两名律师免费担任他的一审辩护律师。河北区法院执行庭明知陈德军的52份执行委托书是假，仍然以最快速度把钱款执行回来。在二审时，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特批缓收陈德军3076元诉讼费，判决后也没再追索。“

　　我要用10年时间讨一个说法”

　　今年2月24日返回天津后，陈德军到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询问申诉结果。他说：“他们查了半天，发现我去年8月初递交的申诉状到现在还没有按规定录入微机。我问‘你们不是有半年时效限制吗？’一位40多岁男工作人员说‘是你求我办事还是我求你办事。一年、两年你都得等，有人好几年了还没办呢。’”陈德军说：“不是我没完没了，我们53个人苦干了7个月，才得到4万块钱，为了拿这点钱，我又花了3年多时间，我心里实在太不平衡。我反复想过，要用10年时间来讨一个说法，我就不信我们国家没有说理的地方。”

　　民工讨薪难缘于政府效率低

　　农民工最现实和最基本的渴望，是找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并按时领到工钱，子女能够接受最基本的教育等等。如果连这样的基本要求都达不到，社会就不可能和谐发展。尽管在为陈德军等53人讨薪过程中，天津许多部门已做了突破规定的努力，但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有些部门并没有真正重视保证农民工的利益。例如，法院运用法律条文时，应时刻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陈德军等53人追讨劳务费一案，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是关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证据规则规定“在案件中，法庭要考虑到双方的能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如果这样做了，也许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此外，没有部门耐心细致地给他以解释和宽慰，也是导致陈德军维权困难的重要因素。党和政府一直极为重视农民工问题，但真正解决农民工问题，好的政策、法规还要靠一个个部门一项项具体工作来落实。各部门、各行业都必须从农民工立场出发，转变工作作风，完善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解决好每一个问题，让每一个“陈德军”的委屈都有人听、权益有人维护。

　　均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