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学生武装起义

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

　　陈炳基：2月28日下午，“长官公署”惨案之后，我赶回台大法学院召开学生大会，报告惨案经过，抨击暴政，鼓动同学们投入战斗。之后赶到延平学院参加几个大专院校学生代表的会议。这些学生都是前几次反美、反内战学运的领导人和骨干。大家认为：绝不能妥协，必须坚持斗争到底。只有武装制服反动武装，才能取得真正胜利。会后，当我离开会场与一名师范学院姓郑的学生走下楼时，有两个人在楼梯口等着我们。我记得，一个是李中志，另一个好像就是叶纪东。后来，我才知道，李中志这个人是地下党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听说他在日据时期当过日本军队的炮兵；在50年代国民党“肃清”左翼时，他也牺牲了。

　　我们三个人然后就边走边谈，从延平学院（台大法学院操场对面）一路走到台北桥我家附近。在路上，他告诉我，如果要搞武装起义他可以供应我们。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但我猜他大概是地下党的人。因此，我就对他说，有武器就好，把它交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合作。从此以后，我就按照他的布置，串连各校的学生，组织地下的学生武装队伍。

　　三月二日举行的学生大会

　　林木顺在根据曾经领导或参加过这次民变的同志提供的资料编成的《台湾二月革命》一书中，记载道：“3月2日，上午10时，国立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各中等学校高级生，约数千名聚集中山堂，举行学生大会。英勇的学生们对陈仪的腐败政治加以抨击，暴露教育界腐败不堪的各种事实，高呼‘政治民主’、‘教育自由’；并宣言拥护台北市民的义举；讨论学生自身的组织，以协力维持治安，整理交通，及应付意外的突发事变。一队担任宣传工作的学生，立即制成许多传单，散布市内，鼓励民众的团结。另一大群的进步学生，认清了陈仪的狡诈与欺骗，感觉只有武力组织，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因此暗地里纠合同志、强化组织、确保联络，并到处觅索武器。”

　　对于这场学生大会，陈炳基的看法大致如下：

　　陈炳基：由于上层士绅组成的“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天天在中山堂开大会，把已经奋起的人民群众吸引到中山堂。但是，他们没有认清国民党法西斯政权的狰狞面目，上了“缓兵之计”的当。“长官公署”一面谈判，一面急向南京发密电调兵遣将，还派特务四处进行破坏活动，调查黑名单，准备着一场大屠杀。台北市面，好似无政府状态，起义群众扬眉吐气；但反动武装没有解除，实质上，局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台北大专院校学生，起义一爆发就占领了市区各个警察所。3月2日上午，几千名学生聚集中山堂开会，痛斥国民党暴政，做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宣言。但大部分学生队伍被编入“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属下，维持治安和宣传。台湾警备司令部特务行动队大队长许德辉，组织“忠义服务队”控制这批学生队伍，学生卖命缴获的少量武器也被他缴光。因此，我们的学生动员和武器觅索都晚了一步。我们的地下队伍的组织工作，也因为中山堂的放送喇叭广播电台的号召而碰到了阻碍，许多参与过前面几次学运的学生都被搞迷糊了，他们不知道真正的领导机构在那里？后来，我听李中志说，在中山堂的那些学生都在喊着：“陈炳基！陈炳基！”因为前面几次运动都是我去动员的。我则因为骑着脚踏车到处觅索武器而始终没有到中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