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1：45，孔扬（化名）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电话”。025-83759336，这是江苏省疾控中心“艾滋热线”的号码。电话通了，孔扬像触电一样把手机塞给了记者。无奈之下，记者只得替他询问。

　　“您好，我想问一下艾滋病抗体检测的结果。名字是××。”几秒钟后，传来医生的声音：“阴性，没问题。”“没问题！你安全了！”记者扭过头大声对孔扬说。孔扬抢过手机：“医生您再说一遍！……谢谢您……”挂上电话，孔扬突然跪在了地上，抱头痛哭：“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开始“恐艾”：缘自一次酒后“出轨”

　　2005年的12月1日晚上，酒精刺激之下，孔扬走进了一家桑拿，叫了“服务”。4天后，他感觉有些发烧。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孔扬偶然看到，上海青年黎家明，在一次酒后嫖娼中感染了艾滋病毒。黎家明的情况和自己完全一样啊！从这一刻开始，孔扬疯狂地搜索所有关于艾滋病的资料。他几乎绝望：艾滋病在感染的最初期，会出现发烧、皮疹！而孔扬除了发烧之外，胳膊上还真长出了不少红点！最可怕的是，艾滋病的检测有一个“窗口期”，在这个期间是查不出来的！这意味着，孔扬要在那种平常人感受不到的恐惧中度过漫长的“窗口期”，才能确认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得到的资料是，艾滋病急性感染期有可能发生类似感冒的症状，窗口期的概念，是因为艾滋病诊断是检测人体产生的“抗体”。人感染艾滋病毒会有特异的抗体出现，但抗体要达到一定浓度才能被检测到。“窗口期”就是从感染开始一直到抗体能被测及的阶段。按现在的检测手段，“窗口期”大约是6周左右，而国家卫生部规定的标准相对保守，是12周。）

　　成为“恐友”：他已经在草拟遗书

　　症状如此相似，对象又是“小姐”这样的高危人群，孔扬认定自己已经不能幸免。他的性情整个变了。他吃得很少，经常被噩梦惊醒。他变得异常烦躁，一点小事就会大发脾气。考研的计划已经被彻底搁置，孔扬甚至在草拟遗书。在看了本报连载的《艾滋女生日记》后，孔扬找到了记者，希望记者能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和艾滋女生朱力亚一样，警醒世人。“我罪有应得！不得艾滋病天理难容！”

　　很快，孔扬发现他并不孤单。一群同样是有过“高危”行为，对艾滋病恐惧万分的人在网络上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恐友”群体。“恐友”们的网名里，“绝望”、“忏悔”很常见，还出现了极端的“想死”之类。“恐友”们用这样的名字在网络上倾诉、自责、安慰。（其实，孔扬患上的是“艾滋病恐惧症”。这种病国际上称之为theworried well of AIDS，是一种混合性神经症，可伴有与艾滋病相似的临床症状。正是这些症状，把“高危”过的人吓得六神无主。从某种程度说，“恐艾症”比艾滋病本身还要可怕。“恐友”们的草木皆兵让人瞠目：手上破了口子害怕感染、和人说话怕被感染、医院打针怕感染，甚至有人吃饭时，怀疑碗里的白色蛋清含有病毒！）

　　检还是不检？他进退两难

　　熬过了行尸走肉般的六周后，孔扬可以去初检了。但是面对检测，孔扬又退缩了。他害怕得到一个“阳性”的结果，尤其害怕医生会把自己去检测的事传出去，这样自己将一辈子抬不起头！偶然一天，孔扬走过新街口看到献血车，突然想到，去献血，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查一下艾滋了吗？可是他的这个念头很快被“恐友”们轰得粉碎：你没看到有那么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例子吗？如果你的血还在窗口期查不出来，要害死多少人？良心的天平让孔扬放弃了这个念头，但也在另一方面加重了他的恐惧。

　　（江苏省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无偿献血者的血液，血液中心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检查，漏检艾滋病毒的概率只有几十万分之一。但是，同样因为“窗口期”的存在，不能说完全排除危险。所以，献血查艾滋，是绝对不能提倡的。江苏省疾控中心人员对记者说，担心“消息泄露”是过虑了，所有来检测咨询的人都可以匿名。）

　　最终解脱：他要当防“艾”志愿者

　　1月26日是孔扬“高危”满8周的日子，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孔扬终于同意走进具备初筛资格的南京市第二医院。挂号、交费，一切都是记者替他完成的。很快，孔扬的血样被送进了检验室。半小时过得很快，医生叫孔扬的名字。孔扬站不起来。记者上去拿过检验单。阴性。

　　孔扬过了个安心年。但是，很多“恐友”还在网上传递着恐惧：“窗口期”是3个月！8周的结果可能不准！孔扬“复恐”了。他开始了又一轮伤心绝望和害怕。实在难以忍受炼狱煎熬的他决定，等到国家规定的12周窗口期后，去江苏省疾控中心做一个“最后的了断”。

　　经过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权威检测，孔扬与艾滋病毒擦肩而过。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恐艾”炼狱浮沉80多天，对他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说，他还需要很多时间来反思，他说现在只能告诉记者的是，自己要去做一个防“艾”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李军

(责任编辑：戴金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