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

　　面对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温铁军先生就扼要地回顾了百年来中国农村建设的历程。显然，作为“三农”问题专家，这是他思考多年，了然于胸的问题。对最新一轮新农村建设，温铁军先生也有着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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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天蔚（以下简称“张”）：最近，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并为此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由各省区市主要领导参加的专题讲习班。这是一次极其重大的战略安排，建设新农村也将成为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最重要的议题。您长期研究“三农”问题，并有多年的农村建设实务经验，一定有独到的认识和看法。

　　温铁军（以下简称“温”）：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实践。

　　中国在上个世纪的20到30年代，在民国经济史上被称为是“黄金经建十年”，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稳定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短缺、人口相对膨胀的国家中，工业化是需要集中资源的，那么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往往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比较复杂，甚至比较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卢作福等一批中国早期的学者和企业家，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安定乡村、推进村民自治、推进合作社和村民教育，这些工作，应该说在中国的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中是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又有一次工业化加速。由于相对资源的集中，资源的占有数量的不平衡，又一次使社会矛盾呈现复杂的状态，某些局部地区出现比较尖锐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我们从80年代后期，就开展农村实验。这些工作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正规组织、指导之下进行的，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在2002年“全面小康”提出后，接着就提出了“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温家宝总理在“十六大”召开之后，表示过对农村形势的担忧，他说对于2020年全面小康大目标的实现，只剩下18年，其中难点和重点都集中在农村。

　　现在，在全面小康的大目标之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指导思想。它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是与2020年全面小康大目标一致的。

　　张：早年晏阳初先生参与的村民自治实验，距今天已经过去了70年，您现在重回翟城村，当初的村民自治是否还有痕迹？

　　温：人们的记忆早已随着时间消逝了。2002年，我们过去，村中还有一些参与过当年的村民自治的老人在，但近两年，这些老人也相继去世了，能够保留完整记忆的人已经没有了。只是地名没有变，而当年的印迹已经没有了。

　　张：建国以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也是一种形式的新农村建设。

　　温：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行工业化建设，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当年以“人民公社”这种高度组织化的形式为载体，全面动员了全国的劳动力，在资本严重短缺的条件下，以劳动力不计代价的投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最初的资本积累，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全民奉献的英雄时代。

　　张：我曾经有过短暂的农村插队经历，当时的农村的组织结构是将过去的结构完全打破后重新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实行“大包干”，又把那时的结构打破，进行重新的建设。而您刚刚也提到历史上翟城村村民自治的痕迹，今天也见不到了。那么，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是否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温：很困难，新一轮的农村建设确实面临极大的困难。早年的实验有乡绅自治的基础，一些乡绅也可以学习一些别人的经验，比如，当时翟城村村民自治的主导者米春明，就把他的儿子米迪刚送到日本学习。1901年日本开始村民自治的建设，日本把本国的农业保护了100年，直到2001年，才允许外部的经济体进入日本农业。当然这种保护也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它完成了日本的新农村建设，并且形成后来的“日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