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1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称，近来，一纸“波特曼报告”让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张，风声鹤唳之际美国义正辞严地向中国发出了改变对华贸易策略、增强贸易壁垒、加大贸易制裁的潜在信号。应该承认，在特殊的时间背景下，这一次的贸易威胁比以往任何一次细微的贸易摩擦都更加强硬、更加直接、更加有力。但表面的气势并不能决定贸易威胁的性质。

　　文章称，在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中美贸易博弈之中，任何一方都有获得“先动优势”的偏好，通过各种形式贸易威胁的信号传递，美国总是希望能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让中国先行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以最小的本国利益牺牲换取外部不平衡的最大改善。关键在于，美国的这种贸易威胁是否“可置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的最优策略就是作出相应让步，如果答案时否定的，那么以静制动才是中国的上上之选。

　　因此，面对扑面而来的贸易威胁，我们需要理性地站在美国的立场，亲身感受威胁的“可置信度”。以较为广阔的整体视角审视，从当前美国的经济环境切入，三大因素决定了美国的贸易威胁是“不可置信”的。

　　首先，贸易制裁缺乏有效政策搭配支持。从美国经济的现状分析，难以找到一个包容保守贸易政策的有效政策搭配，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

　　其次，贸易制裁有可能带来美国经济资本“贫血症”。从美国贸易赤字的成因分析，贸易政策的转向之中蕴藏了大量风险，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

　　最后，贸易制裁最终将让美国经济个体利益受损。从美国微观经济层次分析，贸易政策的转向将带来广泛的利益受损，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

　　文章写到，既然美国的贸易威胁“不可置信”，那么这种信号传递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的信号传递真正指向的也许正是较为滞后的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正如去年末斯诺中国之行中指出的，中国外部失衡的核心问题在于内部失衡，在于金融部门相对于贸易部门的保守性，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性，在于中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完善性，在于中国征信制度的空白性，在于中国银行业的低效性，这些金融方面的改革滞后直接给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瓶颈，并给内需增长带来了制约，并最终反映在了贸易失衡上。在“不可置信”的贸易威胁之下，中国最有可能在这些金融问题上作出让步或承诺，而这将为中美贸易关系在特殊时间背景下的缓和创造条件。也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我们才对中国高层、胡锦涛主席访美充满了期待和希望。无论如何，“不可置信”的美国贸易威胁不会给中美经贸往来带来太多的伤害，不过，对此抱有未雨绸缪的审慎姿态当然也是防微杜渐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