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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新诗理论家回忆80年代担任《诗刊》编辑、发现新人的经历
人物
唐晓渡
江苏仪征人，1954年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译有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 和墙上肖像里的一脸不平相比，现实中的唐晓渡要平和很多，不过只要涉及到自己的诗歌理念，他就会露出锋芒。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难忘人间蒸发的陈青铜
我是在1982年初到《诗刊》做编辑，成为职业诗歌工作者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很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在读得没有了感觉的时候，好诗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漂亮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有个很可惜的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他的诗也“打”到了我。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难道这个陈青铜从人间蒸发了吗？很长时间内这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谜，假如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他能与我联系。
用鲜血表示对诗歌的热爱
在整个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虽然朦胧诗从来没有在《诗刊》占据过主流地位。刊物的变化是和整个大气候完全同步的，大批的诗人会去适应《诗刊》的风格，或者写那种讨巧的诗歌，但优秀的、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只是在他们与刊物相容时进入，一旦刊物发生变化，他们马上离开。
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在座的不少老诗人也潸然泪下，他们的泪水肯定更加复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诗刊》作者的更替造成的结果是新人不断涌现，因为只有当前辈成名的诗人不能发表作品时，后来者才能进入。朦胧诗人对于第三代诗人的压力是精神层面的。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至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就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
经历世界上最“静”的诗歌朗诵会
我们的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林莽、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等。不过骆一禾拒绝加入，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有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刊物。沙龙前后聚会了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其中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一位批评者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批评者对海子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幸存者”举办过两场朗诵会。一场是1988年7月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第二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人，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除了诗歌朗诵，还有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他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
我想他说的不仅是朗诵的质量和舞台风格，也包括会场的气氛。这种气氛的亮点决不是闹，而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我是一个天天和诗歌打交道的人，但在那个瞬间，头一次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竟会有如此的力量。
“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最好的年代。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
80年代诗人的核心问题是诗歌本体。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不是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想，那要看相对什么。
回到诗与生命个体关系的诗人还包括一部分“归来派”的前辈诗人。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一本集合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说要编这样一本书了。
口述：唐晓渡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唐晓渡
的书房里挂有一幅他的油画肖像，是现在旅居海外的画家薛明德在90年代初为他所作。如果不是经他提醒，谁也无法将这幅肖像和唐晓渡本人联系起来。眼前分明是一个面容过度温和、行为举止有节有礼、声音非常之沉缓瓷实的中年人，肖像中的人却是斜睨着眉眼、嘴唇皱起，神气或可曰为幽愤？总之是满脸不平之气，非性格火爆外放之人所不能呈现，做出此表情的难度系数极高。
唐晓渡
告知，画这幅肖像画家从始至终只花了40多分钟，唐晓渡当完模特之后还赞许地表示，薛明德画出来的面孔与他极像，但这位画家先生随即在余下的时间里挥动大笔，把原本那张照片一样的肖像改成了眼前这副模样。
看到成品之后，唐晓渡自己也瞠目结舌：“这不像我啊！”薛明德说：“这是我心目中你的形象。”唐晓渡只好对画家戏谑着承诺：“那我以后就照这副模样长吧。”这幅画就这样一直挂在了他的书房里。
不知道当年的唐晓渡长得什么模样，但现今的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近乎于悲悯的气质，不喜不怨不急不躁，惟有在谈及诗歌与知识的关系时，非常坚持地论述学校教育对诗歌一点用都没有，对于创作甚至只有负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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