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一行到上海参观访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和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到机场迎接。

　　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在各个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说，各国共产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党服从另一个党。最后，斯大林请中国同志发表看法。刘少奇就有关国际局势的几个问题向斯大林请教，斯大林作了解答。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双方还就新疆问题、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学校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商谈。

　　中共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中国革命。他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他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对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斯大林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还突出强调了中苏两国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对中国新的中央政府的成立十分关心。在与刘少奇的最后一次会面中，他强调，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经瘫痪，你们已具备了-4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斯大林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共领导人正在决策的问题。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决定，10月1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在莫斯科，参观了苏联的一些工厂、集体农庄，举行了一些座谈，了解了苏联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8月14日，刘少奇起程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要求，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正式答复，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莫斯科访问，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京访苏，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历时近3个月。这次访苏的主要成果是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相关的协议，尽管有些条款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的愿望的。不仅中国于1945年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收回，而且它的平等性质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能力，极大地提高和巩固了新中国政府的威望和地位。对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推动和加速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选自《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