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 题： “城中村”：繁华背后的“痛点”

　　记者邬焕庆、顾瑞珍、杜宇

　　一个个现代化都市在中国大地上流光溢彩，但在霓虹灯如幻如梦的璀璨繁华下，城市里一些落后、脏乱的角落却被幸福遗忘，如一个个痛苦的盲点。

　　“城中村”，这个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后遗症，不仅越来越成为城市的“痛点”，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来京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部分委员，对“城中村”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城中村”问题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发展之痛，必须正视并解决。

　　记者目击：脏乱黑臭的“城中村”

　　2月26日、27日，新华社记者连续走进了北京几个典型的“城中村”：丰台区“马家堡三期”，东城区“北香河园”，朝阳区“西坝河村”，海淀区“龚村”。在这些地区，记者一致的印象是：卫生脏差、人员乱杂、黑房违章、市容不整。

　　走进“马家堡三期”37号院，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十几排简易砖瓦房一溜儿排开。墙上写着“禁止乱倒垃圾”字样，但“告示”下臭气熏天的垃圾到处都是。记者站在一栋楼房前时，竟有几只小老鼠从面前的通道里钻了出来。“西坝河村”每家都被来自安徽、河南、河北的农民工租住，村里垃圾乱堆乱丢，村前的一条明渠几乎被垃圾塞满，村里的房东们只管按时收取房租，根本不去理会租住人员。“北香河园”，距离北京东二环繁华地区直线距离不过三四百米，但在周围高档住宅的包围下，这个破烂的平房区满眼都是私搭乱建的违章建筑，也几乎全部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城中村”的生活状况，完全可以用“危机四伏”来概括。“马家堡三期”现有“楼房”没有加固就随地加高，极易发生坍塌，而且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一旦发生火灾或水灾，很有可能造成房屋“倒一间、砸一片”的严重后果。房屋的出租管理更是处于无序状态，乱拉电线、乱用煤气，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在“北香河园”，记者只看见密如蛛网的电线，却没有发现任何消防设施哪怕一个灭火器。易燃的杂物堆满了走道，有点地方刚够一个人侧身而过。由于没有暖气，住户都用煤炉取暖，一个住户说这里冬天取暖导致煤气中毒的事时有发生。

　　“西坝河村”一位姓王的大爷说，村里经常有打架的事发生，房东和租户发生纠纷更是隔三差五。记者发现，为了护家，这里很多人都养了城市禁养的大狼狗，王大爷说狗伤人的事也发生过。

　　委员观察：“城中村”是城市和谐的一个“定时炸弹”

　　污水满街跑、垃圾遍地撒、人员构成杂、治安状况差……这是全国“城中村”的普遍现象。

　　据调查，全国各大城市都存在“城中村”问题，2005年北京有“城中村”231个，西安有187个，广州有138个，南京绕城公路以内有71个，太原有83个，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呼和浩特、贵阳等城市也出现了严重的“城中村”现象……

　　据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调查，北京地区“城中村”主要分布在铁路沿线、商业繁华地区和大型工厂内。其基本特征有4个：一是村落处于城乡接合部地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或只有少量农用地；二是居民住宅大多为平房，低矮破旧，流动人口聚集，人口密度大，公共秩序混乱，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基层管理组织不健全或根本没有，无有效的人口管理体制；四是市政基础薄弱，市政设施破损、陈旧，违法建设多，环境脏、乱、差。“事实上，‘城中村的背后主要有四大成因。”朱勇新委员说，“一是经济原因，一些村民和居民为了收取房租，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二是政策原因，近20多年城市盲目扩张，一些城市发展不均衡、管理不规范遗留很多发展和管理的‘死角’；三是体制原因，土地管理混乱导致对被圈入城市的农民无法管理，他们随意建房廉价出租；四是农民工进城潮，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需求大量的廉价住所，而‘城中村’房屋成本低符合这个需求。”温克刚委员指出，“城中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城市和谐与安全的一个“定时炸弹”。

　　他说，以北京的“城中村”为例，五大安全隐患就很突出：一是火灾等安全隐患突出，极易造成群死群伤事故；二是治安问题突出；三是市政设施薄弱，卫生条件差而人口密集，极易造成各种疾病的传播；四是无照经营问题严重，对合法、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五是黄赌毒隐患，一些“城中村”的出租屋往往成为一些廉价的性交易场所，同时也是“赌客”和“毒客”的隐藏地。

　　危机四伏的“城中村”如何退“村”还“城”？

　　在2006年各地两会期间，“城中村”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切实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谭庆琏委员说，“城中村”之所以叫“村”，就是它们普遍缺乏城市生活应有的设施，比如卫生清洁系统、供水供暖系统、休闲健身系统等等，生活条件恶劣。它们的存在，是近20多年城市急速扩张、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的，而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让“村民”融入到城市文明，让他们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是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城市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记者采访中发现，在要迎来命运转折的“城中村”里，却是渴望与困惑交织着。“北香河园”的一些农民工租户对拆迁忧心忡忡，他们表示根据自己的收入只能租住300元以内一个月的“城中村”的房子，拆迁后他们只能往四环、五环外再找“村”栖居。“马家堡三期”65号院的女房东每月房租收入2000多元，她虽然不满意自己的居住环境，希望政府尽早治理，但又担心治理后失去房租后生活没有来源。

　　朱勇新委员说：“作为一项综合性的城市治理工程，‘城中村’问题绝不是一拆了之那么简单。”

　　“退‘村还‘城的关键点是要把单一的物业经济、收租经济转化为多元化的现代服务型经济，只有实现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城中村’的完全城市化角色转化，必须把个人私房出租模式变成产权经营，单纯的收租经济、食利经济模式变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多元经济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刘善璧早在两年前就在有关提案中指出，要真正解决“城中村”问题，应当从制度创新入手。建议修改土地管理法和相关条例的有关条款，实行城乡土地统一管理的体制；同时进行股份制改造，对原有村集体经济资产进行量化，变为由集体法人股和个人股构成股份公司。邹玉川委员说，治理“城中村”要考虑到那些以出租房屋为生计的村民和居民的生活来源问题，而这恰恰是需要各个方面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考验城市管理者智慧的问题。一个“城中村”好拆，但不能仅仅为了城市的面子去拆，要真正解决“城中村”内在的问题，比如城市规划、廉租房政策、就业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