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说南非很美,但对我来说是个地狱,我在南非4个月,简直是个奴隶,”40岁的上海纺织女工朱建英,眼泪汪汪,满腹委屈,述说着自己的遭遇。
身穿咖啡色针织上衣、留着披肩发的朱建英,是受骗落难南非的23名上海纺织女工中的一个。 女工都来自上海市南汇区,年龄最大的46岁,最小的24岁。
自从2005年10月20日起,女工们三三两两地分批于2005年10月、11月和2006年1月从上海浦东机场途经香港和马来西亚,千里迢迢,来到了南非这个异乡他国。
被骗 她们是非法移民 偷偷溜进海关
返程机票被变卖
其实,她们到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的那一刻起就已陷入困境,她们既不懂一点英语,又没有合法身份,偷偷地溜进了南非海关,成为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警察拘捕的非法移民。
以前在上海市东海服装厂做纺织女工的朱建英对记者说:“我们下了飞机,就被告知一定要在机场靠左的第一个出口出来。有的人走错了,就被警察拦住遣送回国,也有的被人保释出来。”
女工们到达约翰内斯堡西南方约80公里的韦斯托纳里亚的奇普伊普工厂后,她们的护照就被工厂老板刘书良以办理南非工作证为由统统扣押,她们返回中国的机票也统统被工厂收后变卖。
这家纺织厂位于韦斯托纳里亚镇普林格街10号,所在地区偏僻荒凉,大门由当地白人妇女把守。铁瓦厂房简陋,下起雨来,咚咚作响。厂区面积1200平方米,共有39个中国工人,除了上海女工外,还有来自福建和沈阳的女工,以及当地的黑人工人。工厂老板从南非埃德嘉超市接单,生产加工各种运动衣和针织服装。
女工的泪水 睡地铺 吃榨菜稀饭
朱建英的姐姐朱建芳说:“我们都是为人之母,来南非打工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通过正规劳务多挣几个钱。厂方答应我们每月的最低工资为3300兰特(约合547美元,4400人民币),保证3年每人赚人民币20万元。为此,我们在上海向中介人谈玉英交纳3.7万人民币,其中1.5万元为押金,1.2万元为机票款,1万元为签证入境费。”
但女工们万万没想到,她们被人欺骗了,来南非的淘金梦被打破了。她们在南非沦为奴隶,整天被关在工厂的铁门内,工作环境恶劣,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时常受到工厂管理人员的辱骂和虐待,一名女工腿上至今还留有被打的伤痕。此外,女工们的食宿条件也相当恶劣,众人只能睡在地铺上,地上有许多蚂蚁和老鼠,地铺旁堆放着杂乱的东西。吃的也不好,经常是榨菜、稀饭,菜是圆白菜和南瓜。
血汗被榨 没有正式合同 工资被克扣
一个名叫黄伟的女工说:“我们苦一点不怕,但使我们气愤的是我们干了活,工厂不给工资,工头还欺负我们,4个月只拿到500兰特(约合645人民币)的工钱,而原定每月工资是3300兰特。工厂至今都没有签署正式合同。”
这些工人在国内大多在服装流水线上工作,个别女工没有做过一个人单独完成一件衣服的活,所以在南非有时做的活没有达到质量要求,工头因此辱骂她们:“你们上海人都是吃屎的。”
工厂的女工头对女工们随心所欲,对她们的计件工资也不公平,想高就高,想低就低。只要稍有问题或顶嘴,就谩骂或者让回去睡觉,不让干活。
由于护照和机票都被老板扣押,又不懂一句英语,人生地不熟,老板对她们进行威胁恐吓。而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把泪水往自己的肚子里面咽。
女工的抗争 决定罢工向领事馆求救
2月21日下午,女工们愤怒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开始,35岁的上海女工金妹与女工头发生摩擦和口角,后来越闹越凶,两人最后大打出手,扭在一起。
女工们本来就有气,现在自己的小姐妹又被人欺负,再也控制不了,纷纷起来帮助个子矮小的金妹,因此事情越来越大,最后大家决定进行罢工。但是,她们也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于是在危难时刻拨通了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的电话,哭喊着要领事馆赶紧派人求救。
2月22日上午,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馆派徐德福和吴刚两位领事前往工厂了解情况,调解厂方与女工之间已经激化的矛盾,要求工厂一定要保证女工的生命安全,一定要善待纺织女工,一定要处理好劳资矛盾。
2月27日,总领馆官员以及南非华人警民中心、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等侨团负责人组成联合小组,与企业主进行交涉,施加压力,要为上海女工讨个公道,维护女工们的合法权益。
2月27日,5名女工在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领事官员等人陪同下与厂主进行了谈判。厂主初步同意,归还所欠女工工资和费用,对愿意回国的女工,归还其护照并联系回国。不过,厂主也提出,很难一下子拿出所有现金,希望能分期分批补发工资和押金。
2月28日下午,朱建英等4名女工再次来到服装厂与厂主交涉协调,双方就工资、赔偿以及回国手续等问题进行谈判。
劳资冲突趋缓 老板同意保证女工福利
2月28日的谈判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场劳资冲突趋于缓和。5名女工将在本周内离开南非回国,其他人从3月1日起复工。
厂方最终同意如下几点:第一,归还女工人民币1.5万元人民币押金;第二,答应支付女工每个月3300兰特工资;第三,同意退还扣押的、由女工自己购买的回国机票;第四,同意女工们来去自由,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留在工厂继续工作;第五,女工中选出周红青和方卫珍两名代表,随时与厂方交涉谈判,维护女工们的权益。
工厂老板刘书良改变了以往的态度。他对上海女工说:“以前发生的事情,我对不起大家。今后保证大家的福利,保证来去自由。”
这场冲突中的核心人物金妹对记者说:“我坚决离开这家工厂。我被人打了,没有脸面回家,想留在南非闯一闯。我人虽穷,但志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