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民盟兰州市委员会向政协兰州市第十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创建“百姓医院”的提案，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媒体的热切关注。提案中指出，“目前，我国卫生资源95％以上掌握在各类公立医院手中，如何将这些公共卫生资源更好地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为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是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医疗改革的批评与反思，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进入2006年，这个话题依然热度不减。据《经济参考报》和新华网主办的“两会，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一项网上调查显示，股市、医疗、反腐成为中国网民最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医疗收费能否下降”得票率为47％，排名第二，可见影响民众之程度。人们普遍的诘问是：在“看病难、看病贵、看不起病”的背景下，百姓医院又将如何走近百姓？本报记者　何涛“病因”之种种

　　作为提案的主笔人，杨巩的心情格外沉重。为了这个提案，他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也作了不少的调研，更有身边的一些事例刺激着他的思维神经。一见面，他就给记者举了个例子：自己一个同事的爱人最近做了一次手术，住院两个月，就花了35万。他说，这个手术如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拿不出这么多钱，又该怎么办？

　　他在提案中写道，“我国66％的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在农村则高达80％以上，而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仅占我国总人口的6％。”虽然“医疗体制改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步以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总体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医疗费用涨势过快的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看病贵、看病难、看不起病的现象有增无减，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对此，他分析指出，我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这是因为，一是过度的市场化运作，使得医院本身的公益色彩越来越淡，在医疗资源由国有医院占有，而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创收成为医院弥补收支的一大法宝。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甚至节节上涨成为社会极不和谐的一道奇观。二是“医药分离”并没有真正实现。据调查，许多医院总收入中，药品占到48％，医疗服务占到47％，财政拨款仅占到5％左右。由于受利益驱动，以药养医现象很普遍，多开药、开贵药、层层吃回扣等现象比比皆是，患者负担可想而知。三是这些年在实行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放松了管理，行业职责管理履行不好，医疗行为监管不足。

　　为此，他在提案中提出了五点建议：1．尽快在兰州市建立面向群众的“百姓医院”；2．政府加大对“百姓医院”的财政投入；3．对部分医疗项目实行最高限价；4．实行医药分离，医院、医生与药品收入脱钩；5．完善市、区、社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这五点建议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讲，不啻是个福音。而问题在于，“百姓医院”的建立能否从根本上消除医疗卫生领域的种种恶疾？杨巩坦承，建立“百姓医院”虽然不能彻底革弊立新，但总向公平迈进了一步，也是民心所向。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社会卫生资源，但现实情况是，更多的老百姓享受不了这种资源。

　　“问题的症结在于，现在的医院已经失去了公益性，而建立百姓医院只是人们期待社会公益性的理性回归而已。”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我省省直医院大多在负债经营。据省内有关媒体报道，2005年兰大一院的总收入为2．48亿元，其中药品收入占43％，医院全年的开销达2．37亿元，而政府拨付给医院的床位补贴等费用总计只有1000多万元，据说，这些钱只够发放离退休人员70％的工资。如果没有药品收入的支撑，医院根本无法生存。甘肃省人民医院是省财政补助最多的一家医院，但院方表示，由于甘肃经济发展落后，不要说引进高学历人才了，就连医院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在流失。

　　一方面，老百姓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在医药费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居然有这么多公立医院叫苦不迭、负债经营？那么，是谁“偷”走了社会财富？“把脉”之种种

　　对于中国医疗改革中暴露的种种问题，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有人作过深刻的批评，人们也感同身受。从药价虚高到到医生拿红包、吃回扣，从老百姓看病难、有病不医到医患关系十分紧张，其间折射出的不是一个“黑”字所能形容的。

　　我国从2000年开始治理药价虚高问题，先后出台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等多项措施。发改委也先后17次降价，然而，时至今日，药价仍是虚火难退。

　　于是，医药分家成为“治疗”药价虚高的一剂良方。在许多人看来，药品销售收入是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正是由于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现状造成了目前普遍存在的多开药、开贵药和拿回扣的不良风气，也直接导致了药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在这个利益链条中，他们会相互勾结，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2003年，上海海江医院尝试“医药分家”，合作之初，医院和药房都满怀雄心壮志，而且初见效益。但这一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医药分家尝试，在启动不足一年后，就因双方对药品销售提成无法达成共识而宣告“流产”。实际上，我国江苏、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都有过尝试“医药分离”的改革举动，“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目前正在尝试的医院难以对医药分家的具体效果作出全面的评价外，曾经尝试过的医院几乎没有一家能够善始善终。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医药分家目前尚且没有十分成功的国内范本可供借鉴。”

　　当医改步伐还在探索和争议中踩不准节奏时，“有病不医”现象突然成为人们对医疗界诟病最大的一个话题。据有关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医院的收入增加了70％，但实际上治疗的病人却在逐年减少，全国约一半的人口在生病时无力接受医疗援助，只有25％的城镇居民和10％的农村居民拥有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障。

　　“以前生孩子、做个阑尾炎手术只有几百元，现在要数千元，这样的涨幅与人们的收入能成合理的比例关系吗？何况兰州作为西部城市，收入水平本身就偏低，医疗费用上涨这么快，老百姓如何承受得了？”

　　谈及设立“百姓医院”的初衷，杨巩的感慨似乎颇多。他告诉记者，从大的背景来看，建立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的“百姓医院”已是很有必要。他说，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去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曾提到过要建立平价医院的事，而且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搞试点。不管怎样，从客观上讲，这是一件好事，是顺民心、合民意的务实之举。

　　那么，“百姓医院”能否终结医疗领域中的那些灰色地带甚至是“黑色地带”？兰州大学医学院的一位专家对此发表看法：倡导建立“百姓医院”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操作上又要财政来承担巨大的费用，这对经济欠发达的贫弱财政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如果只是选择一两家医院作为试点，在整体利益格局并未彻底打破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做到不顾此失彼呢？出路之种种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曾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在今年2月21日卫生部与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办理情况座谈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这样介绍：卫生部在去年“两会”后共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建议413件，政协委员提案379件，占建议、提案总数的7．2％，是卫生部承办建议、提案工作以来数量最多的一年。高强表示，“卫生工作在满足人民医疗和健康保障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2005年7月，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报告指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但随后卫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卫生部并不同意医疗改革不成功的说法，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还要扎扎实实地把改革推进下去。对此，有业内人士评价道，近年来，医药费越来越高、百姓看病越来越难，难道医改是成功的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指出医改不成功可以提醒人们检讨改革的得失，而检验改革最终成功的尺子就是能让穷人看的起病。”

　　对于医改中出现的种种“病态”，有人如此比喻和画像：现在的医院、医生和药商，就像改革之初中国股市“盛况”下的庄家、操盘手和急于圈钱的上市公司一样，共同制造着一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单边走势”，所不同的就是，股市中“买单”的是不知真相、不辨真假的股民，而给高价药和医院“买单”的则是无法选择的患者。另一个不同就是，股民是“自愿”的，而患者是无奈的。

　　在2006年2月19日召开的“中国医院协会报告会”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当前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多种原因长期积累造成的，而要解决现在的医患矛盾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高把导致现行医疗卫生系统“病况”的“病因”归纳为六点，其中，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医疗保险发展缓慢成为造成“问题”的客观因素，而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秩序混乱、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不力以及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不合理则成为切中要害的行业弊端。

　　没有投入的保证，没有源头的根治，“百姓医院”何以立足和久存呢？当我们把视线从那些“不规则”的地方轻轻移开时，心底会泛上一丝疑问：为什么简单的事情变的如此的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