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日电（记者朱继东）在现代化建设中，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部规划、一项建设、一个工程进行决策前，都要对方案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论证，考察方案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委员会副主任邱国义教授接受新华网独家专访时却指出，要高度重视“不可行性研究”，并认为应该把“不可行性研究”必须列入决策方案论证的制度之中。

　　邱国义委员说，今天，我们更要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分析、评价方案的可行性。在例行的可行性研究、论证中，就要求从正反两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全面地、深入地考察方案的可行与不可行。我所以单独提出“不可行性研究”，并突出“不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其意是在当前的形势下，更要进行逆向论证，高度重视不可行的因素，从而撤销不可行方案或方案的不可行部分，被采纳的方案确实可行。

　　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现象屡见不鲜。中共中央、国务院虽然采取一定的调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很多地方，不科学发展的势头还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邱国义委员考察研究后指出，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发展是硬道理，是不可阻挡的大潮流，有些决策者身在大潮中，对潮流本身缺乏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其二，有些决策者还保持着“大跃进”的思维模式，没有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其三，有些决策者存在着不正确的政绩观和脱离实际、急功近利的不良意识；其四，有些决策者的作风不民主，只听得进正面的意见，听不进、不采纳，甚至压制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形式上也对决策方案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论证，但只重视符合决策者主观意图的可行部分，而忽视或不视不符合决策者意图的不可行部分。这样的可行性研究变了味，变成了既迎合决策者意图，又使上级容易批准的“可批性”研究。

　　因此，邱国义委员呼吁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杜绝上述现象，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形成有力的保障。要重视对决策方案进行“不可行性研究”，认真研究一下，方案在哪些方面不符合经济社会的全局利益，不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不具备方案实现的条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等等，要在“不”字上多下功夫，给出不可行的警示，亮出不可行的“红牌”。

　　邱国义委员认为，“不可行性研究”必须列入决策方案论证的制度之中。他提出如下建议：一，尽快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中要明确规定不可行的指标体系；二，在对规划、建设、工程等进行方案论证时，一定要有“不可行性研究”的专项报告，报告要做到情况符合实际、指标数据齐全、分析科学充分、评价结论明确；三，建立“不可行性研究”的一票否决制，对于超越不可行“红线”的项目或项目的某一部分予以否决；四，建立决策实施的不可行信息反馈制度，充分了解决策实施后的不可行后果，实行有效的监督，并采取必要的对策。

　　邱国义委员最后告诉记者，最佳办法是将不可行因素消灭在方案制订之初。这要有点逆向思维，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不可行的制约条件先列清楚，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框架内做文章。一要规定不可行的“红线”，禁止逾越，还要保留一定的安全系数；二要规定暂时不可行的“黄线”，暂禁逾越，在采取了必要措施，符合要求后再解禁，这是留有余地。“可行性研究与不可行性研究相辅相成，两条脚走路，可以使决策更稳妥、更科学、更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