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钱逼死英雄汉。正当吴仁宝大胆创业时，他却被钱时刻困扰着。

　　“仁宝，这8匹柴油机说什么也不能卖，明明我们自己十分需要，为什么非要转卖给人家呢？”

　　“我们好容易借钱、凑钱买来的，我能舍得卖吗？可不卖，公社分配下来的氨水、化肥指标，通知我们去买，稻田也急需这些高效肥啊！钱到哪里去筹去借？”吴仁宝着急地说。

　　“前一段买肥料向群众借的钱还未还，怎么还好再向群众张口，卖粮食也不值钱，1斤稻谷才8分钱。”一位支委也附和着说。

　　最后，吴仁宝在支委会上一锤定音：“卖，还是不卖？两种争执意见，关键是一个‘钱’字，我们四下行动吧，能借到钱，就不卖柴油机，如借不到，也就不要争了。”

　　后来，吴仁宝和华西人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把还没暖热的崭新的柴油机拉走了。

　　上级有关部门把一台拖拉机指标分配给了华西。吴仁宝也极想买来，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可还是一个“钱”宇，难得他望铁牛兴叹，不得不把到手的指标让给了人家。

　　这些年华西粮食饲料加工厂、废纺站等小型工厂虽赚了一些钱，可投资到办电、建电灌站等项目上，还是捉襟见肘。

　　一想到钱，吴仁宝脑海里就浮现出卖柴油机，让拖拉机等己所勿为、又不得不为的事。

　　一想到钱，又使吴仁宝掐指盘算起这几年华西人均收入的细帐。1966年人均分配124元，1967年由于增大了农业投入，人均分配降至115元，1968年回升到127元。每个劳动日工值也只是1元钱。吴仁宝扳着指头算来算去，算出了一个道理：仅靠种植业，农民出力流汗，也只能是落个肚儿圆，有点零花钱，难以摆脱“高产穷队”的规律。

　　精明的吴仁宝在算经济帐时，考虑到一个不容忽视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的问题。1961年，华西建村时，劳动力人数为292人，土地845亩，1968年，劳动力增长至434人，增加了142人，土地增加了6亩，为851亩。劳动力还在呈迅速增长之势，而土地几乎成了一个常数，没有多少增长的潜力。不用一年时间，就会人均不到一亩，人地矛盾愈来愈尖锐，人均占有的资源也愈来愈少，劳动力也会逐步剩余出来，再继续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刨食，肯定不是出路！

　　剩余的劳动力往何处走？

　　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

　　华西人如何才能摆脱贫困，腰包鼓起来，走向共同富裕？

　　一连串的问题又纠缠着这位善于思考，勤于磨砺自己思想之剑的智者。

　　我们农民的出路是，再难，也要办厂，搞工业，自己给自己“农转非”。可那个年代，农业是“嫡出”，工业是“庶出”，那就“庶”围着“嫡”转吧！

　　一股搞工业的激情又在吴仁宝胸膛里熊熊燃烧，他决定创办一个为农业服务的五金加工厂。可这一动作刚一提出，就有人说：“缺资金，少原料，无设备，无人才，车、钳、刨一样没有，能办什么厂？别说办不成，就是办成了，我们拿锄头的手，怎么会开车床，拿扳子？天生的祖祖辈辈啃地球的命，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破屋里想飞出金风凰啦！”

　　“怎么飞不出？50年代，我们党就提出过‘要想富，多栽树’，‘要想富，农工副’的口号。毛主席也曾对刚刚兴起的社队企业满怀激情地预言：光辉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泥屋里一定能飞出金凤凰！”吴仁宝的话，统一了群众的思想，鼓足了群众的干劲。

　　办五金加工厂，生产什么产品，吴仁宝心里也没谱，这难不倒他，他迈开双脚，走南闯北，调查市场，搜集信息，终于在市场上找到了国营工厂不生产，市场又需要的两种产品——丝攻（螺丝帽的模具）和板牙（螺丝的模具）。别说生产，就连生产这两种产品需要什么设备，对吴仁宝来说还是个未知数。怎么解决？吴仁宝学刘备，三顾茅庐，去无锡请来了吉炳坤老师傅。用现在的话说，叫借才生财。吉炳坤告诉吴仁宝，生产丝攻、板牙需要仪表、车床、钻床、冲床、铣床和铁丝机。

　　路是走出来的，办法是逼出来的。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努力，七拼八凑，终于凑齐了全部设备。

　　在建厂过程中，吴仁宝和吴岳歧、瞿佛才等人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设备，更难的是人才，这是农民杀向工业化的第一大难题。吴仁宝选派朱咪英、朱秀佳、赵阿郎、赵三妹、赵美娟、蒋翠锑等人外出学习了1个月，能把机器开转圈了。就这样，吴仁宝带领华西人，历经艰难，华西五金加工厂在4间破草屋里诞生了！

　　工厂要先“吃”后“产”，原材料又成了一大难题，吴仁宝开着手扶拖拉机，乘船过江，到靖江县求人，原指望能拉回一拖拉机，可千求万求，人家才忍痛割爱，卖给了十几公斤直径4厘米的钢棍，使机器运转起来。 在生产“丝攻”和“板牙”的过程中，吴仁宝看到单靠这两种产品，难以在市场上取胜，主要是市场需求量不大，容易饱和。他在跑市场，抓信息中，又在市场上找到了一种有希望的产品——73型挂机船上的齿轮。可这个产品质量要求高，必须采用精密脱腊浇铸新工艺。这又产生了一系列的难题。搞浇铸，首先必须有个小钢炉，可吴仁宝和负责工业生产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吴岳歧、华西五金加工厂负责人瞿佛才在市场上踏破铁鞋也未买到。但这难不倒要创一番大业的吴仁宝和华西人。他们买不到“洋”的来“土”的，土法上马，用水缸做炉壳，用耐火砖作炉壁，使它们具备小钢炉的功能。使用脱腊浇铸，需要掌握炼钢、配料、等关键技术。吴仁宝就带领工人日夜苦战，刻苦钻研。炼钢负责人朱龙兴、王永寿，冒着酷暑高温，连续在高温炉旁操作，双腿被铁水溅伤，眼睛被炉火烤红，仍不下火线，连续观察研究半个月，终于掌握了炼钢技术。在开始使用脱腊浇铸时，不少工人因掌握不了技术要领，浇出来的齿轮不是膨胀，就是收缩，不合要求。他们毫不气馁，干中学，学中干，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虚心向江阴钢铁厂技术人员请教学习，很快掌握了配料技术，生产出了市场需要的合格产品。年产齿轮1万多副，由江阴县农机公司经销。

　　那个年代，“以粮为纲”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干农业，抓粮食，气豪胆壮；干工业，抓钞票，偷偷摸摸，矮人三分。而华西又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来参观学习的摩肩接踵，难免横遭指责。

　　机智的吴仁宝早已料到了这一点，他把五金厂办在了一片泽地之中，周围又是林木环抱，茂叶风声，紧技日影。那工厂仿佛在原始森林的萧瑟中，有一个永世长存的庞然巨物在大声呼吸。参观者感叹华西是：“只听机器响，不见小工厂”几十年过去，吴仁宝还不无感慨地说：“当时，办工厂是资本主义，正在批资本主义，怎么好搞资本主义呢？我们偷偷地办了个五金厂，不给外面参观的人看。凡首长来了，我们就把工厂的门锁上，让工人出去，首长走了，就让工人回来加班加点地干”。

　　这就是中国农民，几千年艰苦备尝的农耕文化，造就了他们朴实无华，脚踏实地，不屈不挠，执着追求着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1969年创办至1978年，华西五金厂“总计实现产值296．35万元，创造利税135.03万元”。华西人均分配水平也从130元上升到220元。

　　1975年，吴仁宝与华西人用五金厂赚的钱，建成了当时连苏南大部分县城都还没有的五层大楼，用来办托儿所、中小学，被华西人自豪地称为教育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