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摄影　本报记者　李钟声　通讯员　黎恩

　　编者按

　　在文献学界，通常有一个“二王”的说法——“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这位深居广州50余载的原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和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贵忱，已七十有八高龄，但仍在担任《广州大典》的学术顾问，为广东的文化大省建设而默默耕耘着。这这样的老人应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正月刚过，广州已是春回大地。在黄花岗旁边一条喧闹的小街上，绕过正在施工的棚架，记者一行沿着一座普通的宿舍楼拾级而上，敲响了名闻遐迩的“可居”大门。78岁的王贵忱先生迎了出来，把我们引进会客厅，桌面上随意堆放着书本和砚台，有《柳如是资料汇编》、《旧时书坊》等新书，也有他亲手装订的“家刻本”《可居题跋》第五辑，抬头便见王世襄先生题写的“可居室”斋名，另一面墙上是容庚先生所作的金石拓片和题识。贵老在采访中经常提到一句话:没有文化的历史是可悲的，其实，在这位《广州大典》文化工程的学术顾问身上，体现的正是这种人文精神凝结其上的文化之美。

　　《广州大典》是继《广雅丛书》之后一大盛事

　　记者(以下简称“记”):《广州大典》的启动已有一段时间了，您在里面主要是承担什么工作？

　　王贵忱(以下简称“王”):写首篇序言，参与讨论编撰体例。到目前为止参加过七八次会议。

　　记:您认为这次的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意义何在？

　　王: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广州市委很重视，也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响应。它将从广州史料、穗人著述和广版丛书中选辑、整理包含经史子集丛等3000多种历史文献，最早追溯到东汉，下限至1949年，把上下五千年的广州文献都梳理一遍。这是继清光绪十三年张之洞主持《广雅丛书》的修纂之后，广州文化史上的又一件大事。

　　记:广州在地方文献方面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王:前人做过不少整理工作，我们是在前人整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这是优势的方面。但至今还没有发现甲骨刻辞，金文也少，石刻文资料也有待进一步收集整理，散佚文献也应该重视罗致整理，重点是从几千种文献中选择善本，编撰得体的《广州大典》。

　　记:据说这套地方文献汇编分为10辑，每辑100本，3到5年完成，现在进度怎样？

　　王:准备先把已经受到学界公认的《广雅丛书》推出。但是很多善本广东自己没有，要到国家图书馆影印。

　　整理地方文献回报粤人

　　记:您在文献学、钱币学、金石学以及书法等方面都有过人的成就，被潘景郑先生誉为“魁奇之士”，您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着力最深？

　　王:这些都过誉了。主要是古文献，古籍版本、目录等。另外就是年轻时因为工作关系涉及的金融史和钱币史。

　　记:说起钱币，您在上面确实下了不少工夫，做了几百万字的卡片，在钱币学研究上见解独到，屡出新意，还编著了《先秦货币文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15巨册、《中国钱币大词典·泉人著述篇》。后者被认为是钱币学研究中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王:钱币学是一门小中见大的学问，但凡古史中的《平准书》、《食货志》和历代的《会典》、《会要》，以及有关的专史、专著等史籍，都应该温习阅读。我只是因为对其中的一些有所涉猎罢了。

　　记: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和于省吾、周叔弢、容庚等名宿成了忘年之交，那么年轻就钻进故纸堆里，一埋首就是几十年，不觉得枯燥吗？

　　王:我少时就喜欢这些，觉得文字要言之有物，语出有本，不可无出处。

　　记:您所研究的对象，如屈大均、廖燕、张荫桓等，都是广东人，您还写过关于潮州戏文的专著，为什么对粤中文献情有独钟？

　　王:我是1949年10月14日随军解放广州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曾经开玩笑说，自己“食粤谷五十年”，无以为报，唯有在地方文献上做了些工作，虽然成绩不好，但总算做了点事，以此作为对粤中父老的一点回报。我喜欢史志方志的著作，通志、县志都有兴趣，在粤人著作方面，主要留意版本和书目。接下来还会写一些关于广东历史文献方面的小文章。

　　八张名画换粤人手卷

　　记:最近您参与出版《廖燕全集》的工作，据说里面收录的那幅《山居诗草书手卷》是海内唯一的廖燕手迹，那是您的藏品？

　　王: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用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等名家的八张画换回来的，现在每一张都价值不菲。当时没有考虑钱的问题，只是想如果不收它就流散了。

　　记:您和欧初先生主编的《屈大均全集》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其中难度在哪里？

　　王:屈大均是个抗清义士，在清代没人敢出他的全集。唯其是禁书，原始资料很难找得齐备，而且我希望底本都是最好的版本，但是很多善本广东没有，要到北图借；中国没有，要去美国图书馆影印。现在这些选题都成了冷门的东西，反而不会跟别人雷同。屈大均曾经编过《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并著有《广东新语》，记录广东的天文、地理、矿藏、草木、动物、文化、民族、习俗等方面的资料，地方特点非常浓厚，作品史料价值很高。

　　记:您还笺注过光绪时代名臣张荫桓的《戊戌日记手稿》，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

　　王:今人说起维新变法都只记得康梁，很少提张荫桓，其实张荫桓在当时的影响力是远在康梁之上，《戊戌日记手稿》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维新变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治史之人的责任。

　　当了21年采购员

　　记:刚才提到治金融史是因为工作关系，当时您在汕头建设银行当行长、党委书记，怎么会到广州来？

　　王:1956年国家要抽调100个县级以上的干部北上支援国防工业，我和太太都名列其中，后来政策有变，就调到了广州。我是1957年1月到广东省服务厅的。

　　记:1957年“反右”运动您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

　　王:我初来乍到，谁也不认识，和大家都不熟，就被划上了。不过还是因为提了一些意见。当时我是检察室主任，翻看了一些案子之后，说这不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吗？后来被点名批评，登在你们《南方日报》头版，各地报纸都有转载，可能今天去找1957年的《南方日报》还能找到的。(笑)后来被降了四级，开除党籍。因为我不低头，不认罪，不肯签字，所以被批斗得很厉害。顶了21年，最后是胡耀邦同志，还有我的老首长曾志替我落实政策的。

　　记:当时您还不满三十岁，因为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而中断了学术生命是极其可惜的。到机关之后要不要每天劳动？

　　王:我当的是采购员，但是不用劳动，算是很优待了，因为我16岁参军。说是采购员，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就是每日看书。但毕竟我是20多岁就单独主持科研项目的人，当时机关里却没有我说话的地方。

　　记:当时看什么书？

　　王:专题是没法做了，就看一点地方史，做一些考据工作。写了文章在国内也不能发，就用文言文写，以“可居”的名字投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他们连载了三十多篇。后来香港出了一本《紫石凝英——历代端砚艺术》，后面的参考文献中提到这一组文章，署的还是“可居”这个名字。

　　记:“可居室”的牌匾是王世襄先生题写的，上面称您为“年弟”，是否里面有特别的含义？

　　王:“年兄”、“年弟”本是古时候的说法，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用来互相称呼。我们是哪一年呢？就是1957年，我们都是那年被打成“右派”的。

　　主修方志不做经理

　　记:1978年恢复党籍之后，您就立马上任去中山图书馆当副馆长？

　　王:本来让我去当一个省级公司的经理，但我不在党内二十多年了，对情况不了解，恐怕当不好。这时中山大学历史系和人类学系都想让我去教书，我想自己小学都没念完，还是不当的好。后来广州美术学院的院长在报纸上看过我写黄宾虹的文章，就请我去编院刊。关系都转过去了，忽然北京来了一封信，说搞好图书馆是当务之急，王贵忱从前是搞古文献的，让他去帮忙。所以我在美院只呆了十几天。

　　记:1983年为什么又转到广东省博物馆？

　　王:也是因为国家要抓博物馆的缘故。但我想自己本身就喜欢收藏，干这份差事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而且博物馆人事关系复杂，我也应付不来，就提出只管行政科。不过很快就编地方志去了。

　　记:那是挂名还是要做实事的？

　　王:天天上班。传统的方志是三年一修，不过和当时政局有关。明清的方志就修得比较勤，解放后二十多年来都没有修过。

　　收藏了一辈子换回几百张收条

　　记:前人批评胡适得到珍贵的甲戌残本《红楼梦》之后秘不示人，虽然这个说法值得商榷之处颇多，但是收藏家给人的感觉总是囤积居奇的，但是您的“藏而不私”却为学界称颂。

　　王:我捐出去的善本书不少，例如明嘉靖版白绵纸刻本的《韵谱》和《七修类稿》和一些稀见的龚自珍版本，都捐给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收藏了一辈子，换回来几百张收条，只是留下最心爱的几种，例如手上这套《题柞林纪潭》，以后还是要捐出去的。

　　记:您是钱币收藏的大家，却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搜集的6000多册珍贵的历代钱币学著作悉数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当时的馆长戴志强先生说:这批藏书将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王:其实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再完备的收藏也敌不过时间，历史上藏书家的私人藏书最后大多散失无存就是一个教训。只有化公为私，将这些东西交给国家、社会，才能充分保证这个专藏的完整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的收藏是为研究服务的，藏品能够为更多的学人所利用，我很高兴。

　　记:您的学生、也是一位年轻收藏家的梁基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您这种把收藏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在交往中影响了许多人，也培养出不少年轻而有品位、有追求的收藏家。

　　王:影响是不敢当的。我只是觉得，有些藏品可能玩了几十年，有的可能就只是经眼而已，真正会玩的人，不会过于算计，也不会好古私藏。好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放在自己手里呢？

　　没有文化的历史是可悲的

　　记:您参与的社会事务那么多，这些文献整理都是业余时间的成果？

　　王:我几乎没有停下来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着手整理《屈大均全集》，十年做了八本五百万字，1996年出版；1999年之后主要就是笺注这本张荫桓的《戊戌日记》。对张之洞也有一些了解，不过都是专题论文，未曾成书。

　　记:您还刻印过自己的著作《可居题跋》，竖排线装，今年出到第五册了，封面的题字是于省悟、潘景郑等老先生的手笔，很珍贵。

　　王:我曾经藏过不少名家的书画，单是李可染就有十几张，都卖了，把钱拿来刻书印书，除了国家交下来的任务之外，就出自己的文集。我喜欢亲手装订，别人说要帮忙，我不用，这是我的乐趣，也是一种休息的好方法。

　　记:您觉得这些地方文献的整理对今天建设文化大省有什么帮助？

　　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根底又深又厚，历史文献很丰富，传统文化并不是要全盘接受，但历史是硬性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的，没有文化的历史是可悲的。要去粗存精，第一步就要整理，按照统一的体例来整理，只有整理好了才能鉴别优劣，为后人提供方便。《广州大典》编撰的目的在于此，它的价值也在于此。

　　王贵忱简历

　　王贵忱，1928年生于辽宁省铁岭市。16岁参军，解放后在粤东交通银行、汕头建设银行任职。80年代以来曾担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历年出版编著有《先秦货币文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屈大均全集》、《明代潮州戏文五种》、《曾国藩未刊书札》、《元大德本南海志残卷》、《张荫桓戊戌日记》、《可居题跋》等，研究范围遍及古文献、钱币、金石、书法各方面。在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文献家通考》里，王贵忱是被收录的1700多位从明末到当世的文献家中惟一健在的。2005年4月，他被推举为建国后粤中首次大规模的地方文献整理《广州大典》的学术顾问。

　　采访手记

　　一位老学者的文化情怀

　　“可居”室不大，光线很好，进门便见一张大桌子，一屋子的书，旧藏的，新置的，门人弟子送来的，用牛皮纸包好还未曾拆封的，不经意地放在各处，伸手就拿得到；说乱也不乱，主人兴之所至说起某段旧人旧事，在书架上一找就找到了，颇有“三言两拍”里面写王安石让年少气盛的苏轼随便找本书，自己张口就能背出来的味道。翻完也不立刻收拾，就搁在大书桌上，难怪上面的书从来没有收拾整齐的时候。

　　王先生是极谦虚的。著作等身，他说是“糊里糊涂”，版本、钱币之学卓然成家也只说“薄有贡献”，唯独“手订线装书”一项当仁不让，自称“广州第二”，言下之意是“无人敢认第一”，乃调侃之词，王先生一脸孩童般的喜色。印完内页之后抱回家，瓷青纸做封面，棉线装订，两条细线拉得又平又直，中间从不交错；然后是裁边，再贴上书签，盖上小印，每一样都是细慢工夫。这位线装书作坊主平素大约是不上网的，却对网上说了自己什么颇感兴味。翻开《可居题跋》第五种，试探着问他一句，这是“半页十二行四周单边”吗？王先生好奇地反问，这个网上也有说吗？

　　不知道是不是万历的纸，乾隆的墨，然但凡是中国人，只要还记得几首唐诗宋词，读过几页张宗子、沈三白，唱得几句昆曲南音的，拿一本在手里把玩时，不会感觉不到一点文化乡愁。

　　可居室常有前来问学的年轻人。王先生倚在书桌旁，身子微微前倾，温言道，做的是什么题目，缺的是什么资料，听完之后扶着椅背站起来走进书房，抱出一叠书，戴上老花眼镜，逐页逐页地讲解。现代喧闹的都市里已经很少人这样做学问了，这样只有师徒名分的关系也仿佛早已过了时了。但传统，贵在传承。半个多世纪以前，二十出头的王先生便是这样与周叔弢、潘景郑、于省悟、容庚、商承祚等名宿结下师生之谊的。无论是做线装书，还是带徒弟，一个是手工精制，一个是面授机宜，订得一本是一本，带得一个是一个，绝不从速从俗。落难时四平方米的房子“可居”，今天的两进套间也“可居”。“可居”的主人实在是个耐得住寂寞，并在寂寞中怡然自乐的人。

　　王先生行伍出身，从小随军征战，盛年时坐了21年的冷板凳，性子不可谓不耿介。如今不提当年事，有心人只能从老友王世襄一句“年弟”的戏言中想见当年辛酸。“古人论书，兼及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主修《广州大典》那一年，王先生已经78岁了，比起当年的阮元和张之洞，也许真没有赶上最好的年华。他能够留给后人的，可能只是一篇序言，一套体例，一批言之有物的专著和论文。

　　当然，还有一位传统学人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心性和精神。

　　广东建设文化大省，应该多一些这样不怕寂寞的学者，这也是我们如此执着地要采访他的原因。

　　图:

　　王贵忱在“可居室”。

　　王贵忱世交、著名文献专家王世襄。

　　王贵忱编校和珍藏的部分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