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浪:大学是在培养一个个成熟的公民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那些最后没有读大学的学生他们也会有比较好的方式来解决离开高中以后的这几年的时间,或者说也会有这种比较好的就业环境?是不是完全也能够减轻这种压力,就是让学生感觉到读大学不是人生惟一的选择,高考也不是我非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现在在整个就业环境来讲,对于大学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何况对于这批人。
朱清时: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现在往往各个单位都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单位要运转好的话要各种产品都有,比如我们中科大一般都觉得教师人才都是博士生以上的,但是除了教师的人才以外还有四分之三的分教师的学校支撑体系的,比如实验员、技术员、电工、水暖工、后勤人员、秘书等等,这个不学习大学毕业。如果我招个大学生来指挥当秘书可能反而误了事了,如果让大学生去修水暖管道他可能不愿意干。
我知道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找工作,不一定容易找工作。中专、大专的找工作容易,因为中专技工远远比招收教授的人数多得多。
主持人: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工作难找去读研究生,研究生难找就读博士吧。
黄晓浪:谈到这里就是我们的职业教育要赶紧发展,最后落到这点。
我们有几次关于职业教育的工作会议,下发了一些文件,这块提的很及时,但是现在搞职业教育仍面临很多的困难,第一,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要读书、当官,对于所谓的技能、工匠我们有一种藐视,使得很多学生,尤其是家长他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技校,而在社会是需要大批这样的人。
怎么样实现我们国家增长的大战略,只有教育。由于老百姓不感兴趣就不可能出钱去培养,但是培养高水平的技师,没有钱是不行的。所以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招一个学生就赔一个本,谁来赔?国家是不是能在这里投入,这作为我们的一个发展方向要投入。
第二,光靠国家投入不是长远之际。德国教育他们的方式就是企业投入,职业教育是为企业投入的,企业家、工厂、公司送多少人在我这儿培养送我多少钱,我按照你的订单来培养。学生的培养费企业出了,然后学生培养完了一年、两年以后学生就到你单位去了,这个时候职业教育就起来了。
但问题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不是这样,我们的企业家们不看那么长远,他不想一年、两年以后现在投钱培养一个谁,他认为我现在投钱是浪费了,其实这个管理者太短视了。不接受培养的人进他工厂造成了他的低效率、产品的报废、不合格,造成管理上的费用,这个成本的增加,这个加起来就远远大出他把这个工人早一点送到职业学校培训的成本,这就需要我们的企业家改变观念。
但是改变观念还有一个,光是观念的改变还不行,可能还要我们国家出台一些法规。比如说工厂的工人不拿着什么职业培训的什么什么合格证不能上岗,如果有这个问题开始就带动了。
朱清时:但是这个限制了农民进城务工了。
这个东西都是双刃剑,我相信社会发展是靠经济基础推进的,我们现在的工厂还比较幼稚,当他成熟的时候他就会意识到培训过的工人比没有培训过的工人要好,所以就重视职业教育了。现在还是一个转型期,还需要一段时间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
主持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人们对于大学生这种崇敬,那时候叫天子骄子,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评价几乎是完全变了,我们在大学里面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现在可能已经见怪不见怪了,包括舞弊,包括以前同居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现象,但是都觉得非常正常了,等等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两位对于这些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还要更要深入。
朱清时:大学生在一个社会中间是最敏感的群体,会集中反映这个社会整体的需求、整个形态,所以社会上的东西好的、坏的都会在大学里集中表现出来。现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往往是社会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反映。
我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不敢想像现在大学生的一些行为,比如考试作弊,作弊到了我们都瞠目结舌的程度,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我想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有些学生没有一种明确坚定的价值观,往往随波逐流,追求物质短期的东西造成的,这个确实是现在大学里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主持人:现在大学生是不是您自己会觉得比原来管理的难度更加大了?
朱清时:是,当初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纯朴得很。那时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叫做“把思想一闪念暴露出来”,大家就挖掘出自己思想一闪念最见不得人的、糟糕的,暴露出来使得自己的精神得到解脱,现在的大学生都不存在这种价值观了。现在花钱买人作弊,社会上的各种坏习气。比如刚才你说的大学生生活上的不检点,这种事情也是过去大学生没有的,但我想这可能是反映到时代发展中间转型期社会中的一些价值观的变化,而学生的需要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生活。
主持人:我记得当时出台的条例,就是高校附近的房不允许出租给大学生,现在大学生可以合法的结婚了呀?
朱清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规定大学生可以结婚,我个人一直觉得大学生既然是追求学问,短短的几年工夫,他最好还是集中精力在学问上比较好。
黄晓浪:我现在想出台这个政策就是允许大学生结婚,总的方向上来说现在还是一种对人权的维护,一个是大学生都是18岁以上进去的,成人,一般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承担责任。所以谈恋爱、结婚这纯粹在法律上是他个人的权利,就像一个人他是去读书还是不读书在家里逃学一样,他要承担一样,在大学要不要结婚、谈恋爱同样也是他自己的决策,我觉得应该给他自己这个权利。
在西方应该说这方面是没有禁止的,也没有看到社会上不断的讲这个事情,没有看到学校出什么问题,大学生还是一样非常好的投入到学习中去。他也有朋友,他同时还在工作,他还有家庭,有的也生了孩子,也就是说这需要我们年轻人大学生一个成熟的过程,他能很好的处理他个人的婚姻的问题、生活的问题,使他成为和大学学习追求学业的成功是并行不悖的关系。
我们过去传统的学习模式就是大学四年不要回家,在学校待着,大学四年不能谈恋爱,要全神贯注,这是一种模式,但是这种模式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模式。在我们中国正在尝试,我相信这一点会慢慢的被我们大学生接受了,包括我们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大学生自己怎么把握,都属于不成熟期,但是一定会走进成熟期,最后大学生比较理性的看待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空间、给了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啊。在这个过程中观念在成熟、理性在成熟。
这个给的自由度,对学生的生活、身心发展成为有利的东西,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谁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没有把握好,他可能从个人的角度他是吃亏的,所以我觉得靠每个人自己把握好自己,因为他大学只有一次啊。十年以后假如成熟了,但是我大学不能十年以后再读,这个时期的大学生得到这样的自由空间的时候,要好好的把握自己。
主持人:对于学校来讲在管理上也是一种新的考验?
朱清时:是。现在我们学校的管理跟国际上的一流大学比是管学生管的太严,比如大学生一入学之后就把他的系、专业、班组分好,一直到他毕业都是这些人在一起,然后宿舍也分好,一直到毕业也是同样的人在一个宿舍里,这个是不利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
第一,不利于学科交叉。我觉得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同一宿舍里头有学数学的、有学历史的、有学生物的、有学历史的,大家可以学科交叉。
第二,师友每年都换,这样要不断的培养自己跟别人的相处能力,锻炼他更成熟一些。现在学生都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学校管理现在是对学生管的过严。
黄晓浪: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实际上我们大学也是在培养一个成熟的公民,因为走到社会上没有人管你了,一旦没人管你就缺乏自己做出选择的能力,过去有人管我突然放开我了不知道怎么选,应该让他们在大学里就自己判断、自己选择,并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只有在这个过程锻炼、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公民,第一,给大学生这个自由,第二,我们大学的管理也不一定那么死。在这种比较灵活的管理当中我们更培养出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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