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杨魁孚建议成立个人诚信体系制约名人富人超生现象

　　本报讯 （记者申剑丽）“除常规罚款外，应将城市富人名人超生现象，记入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昨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杨魁孚说，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分层也在细化，随之超生问题也出现了分化，城市富人或名人生两个或多个孩子的情况较多。

　　有统计数据显示，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上海市共有84例被认为是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近年来，上海富人超生的现象基本上呈上升趋势。

　　沈阳在2000年共发现和查处76例名人富人（拥有80万元以上资产）超生；据不完全统计，沈阳市的富人名人超生当年累计42例。

　　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共发生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其中个体老板9人。

　　杨魁孚说，虽然绝对数不大，但长此以往，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情况必将严重，会造成社会局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

　　据介绍，超生一般需由有关部门征收社会管理费，过去超生罚款最高曾罚到四五十万，现在比较规范，一般罚款几万。杨魁孚说，机关或事业单位超生可罚款、开除党籍或公职；针对个体老板如何操作是个问题，单通过罚款，解决效果不是很理想，于是，在今年两会上，他将这个问题以提案形式提出，让相关部门牵头，大家一起想办法。

　　他建议，除罚款外，最好尽快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同时，计生、劳动保障、税务等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作好计划生育信息的通报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工作；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要做好对所属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他介绍，今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准备召集全国工商联、民建中央等一些团体或党派，举行小型沟通讨论会，对工商联企业会员进行教育，探讨出台一些政策，制约“名人”、“富人”的超生现象，“毕竟不能光鼓励发展经济，还要注意做守法公民。”杨魁孚说。

　　■对话

　　限制超生可同企业放贷挂钩

　　新京报：您提案中说的富人、名人如何界定？

　　杨魁孚：怎么也得到几十万、一百万吧，但行业不同，标准也不太一样。

　　新京报：具体来说，这些名人富人集中在哪些领域？

　　杨魁孚：主要是外企私企员工、私企老板等。

　　新京报：除记入诚信体系外，还有什么限制措施？

　　杨魁孚：一般来说，超过一个孩子就是超生（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除外）。这个诚信体系相关部门应该可以共享，可对企业进行诸如贷款等限制。

　　本报记者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