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网北京电(记者刘长发张雪峰)企业失信行为、个人信用缺失，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周旭提交了一份建议，呼吁尽快制定《个人信息档案管理法》，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忧虑

　　去年，一篇名为《我国企业每年信用损失近6000亿》的新闻报道，引起了周旭代表的关注。

　　文章称，每年逃避债务、合同诈骗、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售假劣产品等企业失信行为，给我国造成各类损失超过5855亿元。据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大多数交易通过信用形式完成，而我国只有10%的交易通过信用形式完成，绝大多数交易仍通过现金进行。同时，我国企业的平均坏账率高达5%-20%。信用缺失，还造成交易不能完成、减少，管理成本提高等间接损失。

　　此外，一系列大学生信用危机事件，也让周旭忧心。2003年9月，因逾期未还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过多，天津出现了停办助学贷款风波；同年10月，江苏大学在网上公示47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的姓名……

　　“连‘天之骄子’都出现信用危机，可见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迫在眉睫。”周旭忧虑地说。

　　探索

　　随后，周旭代表调查发现，面对信用危机，全国各地纷纷进行探索。

　　上海市率先开始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工作，100多万市民成为首批拥有个人信用记录的中国人。

　　2003年8月，重庆市政府印发了《重庆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案》，提出用3至5年时间，构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信用体系，初步形成重庆市社会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

　　各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但周旭认为，缺乏一部全国性法规，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缺少了坚强“后盾”。

　　呼吁

　　“通过立法促进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周旭建议，国家应通过制定《个人信息档案管理法》，以法律形式促进建立一个收集、整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机构，由这个机构对企业、个人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

　　同时，周旭也提出，国家还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失信惩戒机制，让失信者得到的惩罚大于他通过失信行为获得的利益。

　　周旭说，立法肯定要保障信息公开，但是，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要保密，如何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的关系、与保护企业商业秘密的关系、与保护个人隐私的关系，都需要深入研究。

　　专家观点：为“诚信”立法是大势所趋

　　记者 罗静雯

　　人无信不立，“信”无法无凭。针对我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为信用建设立法”的建议，不少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支持。

　　市政府参事、政协常委、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雷亨顺教授对此非常感慨：“信用问题已经泛化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大至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小到个人的诚信度，都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

　　雷亨顺认为，目前社会各行各业似乎都在呼唤诚信，人与人之间也往往缺乏信任，这从深层次反映出我们社会确实存在信用缺失的情况。

　　“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均衡，某些人采用‘见不得光’的手段谋得了利益，于是将信用弃如敝屣；另一方面，关键在于对失信行为缺乏有力的约束和惩戒手段，所以不能有效地进行打击。”雷教授表示，如果国家能够从立法角度来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将是一项众望所归的举措。

　　重庆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刘东刚说，从人的自我心理看，道德的约束只能局部发挥作用，“有些人对于个人信誉看得很重，其心理诉求就能很好地制约其行为，这就是所谓的自律。但从社会层面看，多数人都有从众心理，一旦有某个群体失信却没有遭到惩罚，反而得到好处，那对前者心理防线的摧毁性是很大的。”因此刘东刚认为，为“诚信”立法非常必要。

　　市社科院副研究员孙元明表示，我市近年来已经加大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力度，“但是涵盖面还有待扩大，而且应该找准突破口。”

　　孙元明提出，如果针对诚信建设立法，首先应把国家公务员纳入视野，“公务员、官员手中握有权力，本来该成为信用表率。他们若不讲信用，不但将极大地影响政府信用建设，更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

　　接受采访的专家对此意见一致———政府诚信务必先行。对公务员的信用管理，不仅包括是否履行了对社会的服务承诺，是否在行政行为中依法从政，还应包括其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中的诚信记录。

　　群众呼唤：信用社会尽快到来

　　记者 张雪峰

　　社会信用，直接关系到百姓利益。昨日，记者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随机采访市民对社会信用的看法。

　　“社会信用体系？不知道具体指什么。”面对询问，50多岁的鲁大妈感觉摸不到头脑。平时买东西，她去大商场；对他人是否讲信用，主要靠多年的接触来了解，没想过通过一个什么机构了解哪家企业、哪个人到底讲不讲信用。

　　叶强是一位河北农民，现在北京打工。在得知社会信用体系的含义后，他一脸向往。“如果每个企业都有信用档案，那我们以后打工就不怕拿不到工资了。”叶强以前曾在全国各地打工，由于工作难找，他经常遇到一个企业招聘就赶去。结果，有好几次，他被“皮包公司收了‘押金’”，工作几个月后还拿不到工资。

　　26岁的秦建岭，现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他听说全国各地的银行开始根据个人归还房贷、车贷、信用卡贷款的情况，确定他们的信用等级。“这样，个别人钻空子的机会就少了。”他说，目前，年轻人创业需要资金，向银行贷款又找不到担保，如果银行可以按照信用等级发放贷款，那年轻人自主创业的梦想就容易实现了。

　　与秦建岭的兴奋心情不同，在国家博物馆工作的北京市民游富祥显得很谨慎。他说：“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须做好立法工作，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的关系。”

　　在王府井大街，记者随机采访了近20位市民，他们多数对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充满期待。同时，他们也呼吁，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一定要充分调查研究，制定完善的法律，避免“好心收不到好效果。”

　　来源： 2006-03-06 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