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是乡村的“习惯法”“村规民约”应加入现代法制文明元素

　　让“村规民约”走下石碑

　　本网记者 台建林

　　这是一本微微发黄了的族谱，它记载着李姓一支族人三百多年的香火延续。

　　翻开第一页，当头两行字：架拥诗书三万，家传道德五千。

　　“我们家族每10年要修一次谱。”李汉宁，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因为生在乡村，因为父辈的传承，李汉宁对乡村文化研究颇深：“族谱第一行字，不说田地，不论金银，不提官位，它要子孙后代读诗书，懂道德。”

　　在一些老村寨的村规民约里，李汉宁还能读出乡村文化里的先进元素。有个寨子的村规定于100年前，有这么一条：村民伐木取暖，哪一家轮在哪一年，哪个季节去伐，只能伐枯枝，伐多少，都清清爽爽———“那就是一个村子的科学发展观！”他笑道。

　　历朝历代，村民们可以不熟悉朝廷的“法度”，但绝对知晓“乡规”、“村规”乃至“族规”，以此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以同样的标准评判乡邻的行为。在漫长的封建帝制史上，“皇权”统治不下乡村，那些“乡规”、“村规”、“族规”就扮演着维护乡村文化传承和秩序的“习惯法”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其标志之一，即是改革乡村传统习俗，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注入新社会的新精神，逐渐形成以“村规民约”为规范的新习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各级政府积极介入“村规民约”建设，再次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社会风尚之进步。

　　在担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之前，李汉宁作过二十余年的律师，多年的各级政协委员，经年在各地乡村行走，发现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尚存不足：

　　———政府官员以行政命令方式强制推行，“村规民约”只是变成了一块块耸立在村头的石碑，其内容往往是时任乡、村领导的作品。如此“村规民约”，村民们不屑一顾；

　　———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损失严重。历次政治运动如暴风骤雨，反复冲刷乡村传统文化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以前祖辈们出门前，必修如何为人处世、奉公守法，如今大多年轻人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类教育往往不仅来自学校，更得益于“乡规”、“村规”、“族规”，以及父辈们的言传身教；

　　———在一些真正由村民议定的“村规民约”中，封建文化的糟粕还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歧视妇女、歧视上门女婿的内容赫然在列。个别内容还与国家现行法律明显抵触；

　　———片面强调村民利益。一旦与国家利益冲突，在地方恶势力的操纵下，“村规民约”成为漫天要价、排除外来者的利器，甚至成为暴力抗法或聚众滋事者的工具。

　　针对种种问题，李汉宁提出对策建议：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当重视对“村规民约”的规范和指导。既要尊重村民的自治权和首创精神，又要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既要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乡村文化传统，又要引导村民坚决摒弃封建文化的糟粕和不良恶俗；既要坚决保障农民依法约定“村规民约”，维护村民合法、合理、合情利益，又要坚决防止“村规民约”被不良人员，尤其是恶势力滥用或利用；

　　———政府应加强领导，但切忌行政命令，更不能包办代替，“替民作主”。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党政官员要尊重乡村的善良风俗，自觉遵守村民自主订立的“村规民约”，入乡随俗，身体力行，切实把形成善良的风俗良序作为自己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道德使命；

　　———国家有关部门应抓紧搜集整理、组织研究散存于民间的“乡规”、“村规”、“族规”，抢救乡村习俗文化，编撰符合时代要求的“村规民约”示范性文本；

　　“如果族人请我回去编修族谱，我希望看到崭新的、优良的‘村规民约’也能出现在第一页上！”李汉宁的双眸炯炯闪亮。本网北京3月6日讯（责任编辑：徐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