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读者心愿：

    希望国家关心看不起病的人

   “我是陕西乾县城关镇青仁村的一名普通农民?熏五年前?熏我抱养的一个七岁男孩得了白血病。当病情缓解后骨髓移植需60万元?熏我这普通农民只能看着儿子病死?熏希望政协委员代言到‘两会’?熏让国家关心看不起病的普通人。”这是读者通过《三秦都市报》向“两会”代表委员诉说的心愿。和这位农民有着一样心愿的群众每天都有十几位?熏希望委员代表们在“两会”上呼吁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在陕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

    在大城市创办百所“平贫医院”

   观点：作为长期从事医卫工作的陕西省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认为，社会医疗保险不仅要锦上添花，更应雪中送炭，解决普通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作为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贫困人群的医疗保障问题。为了求得医保基金的收支平稳，有些地方采取增加患者个人负担，抑制患者不正当医疗行为的做法，因而导致许多职工参保后依然看不起病。目前许多地方参保患者看病个人负担（包括目录外费用）在40％左右，而较为合理的比例应控制在10－20％为宜。

   建议：在全国省会以上大城市，创办100所“平贫医院”，首先解决一大批大城市贫困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具体是选择一些医疗条件好，目前业务并不饱满的综合性医院作为贫困人群的定点医院。由政府经办机构将医保费用根据“节流、薄利、双赢”原则，商定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相对合理的费用标准，再按人头将医保费和医保责任包干给这些医院。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早防早诊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观点：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的钟南山认为，当前看病难主要体现在看大大夫难，看重病贵上。据他粗略统计，群众意见最大的绝大多数是中晚期病症的治疗，从几万至几十万元，往往将一个家庭拖垮致贫，但常常还治不好。据他统计，前十种危及健康的死因中，诊治过迟是主要原因。他说，如果光去看中早期的病并不是很贵。看病难体现在看小大夫不难，看大大夫难上难。病人往往是对小大夫、小医疗单位不放心，认为不解决问题，都集中去看专家、名医，造成看病贵。再加上国家投入比例减少，个人花费比例增大，1990年在看病中个人花费只占21．2％，国家花费的比例占36．2％，到2003年时，个人花费比例增加到55．5％，国家花费减少到17．2％，因此造成了群众看病贵。

   建议：以社区医疗为载体，抓好早防早诊早治是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关键之一，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和最节约的办法。但群防群治是当前我们国家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在预防和早诊早治上不赚钱，所以几乎没有投入。这次在温总理的报告中专门提到：“加强社区医疗是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切入点”，我最欣赏、最赞同。建议国家应在城市社区医疗增加投入，让广大群众主要在社区医疗中进行早期预防和诊治，在培养医卫人员方式上以培养全科医生为主。

   最后，他在发言中大声地向与会人员说：“我强烈呼吁国家加强社区医疗，并在政策、引导、投入上落到实处，让大多数普通群众切实受到实惠。”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

    看病难、看病贵是商业化的必然结果

   观点：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全国政协委员李连达一针见血地指出，“看病难、看病贵”是医疗机构商业化的必然结果。医院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是公益化还是商业化，国家应明确定位。公益事业是以保证人民健康、防病治病为主要目的，根据患者病情的需要提供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而推向市场、商业化特点则是以赢利为目的，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有偿服务，等价交换，根据付费的多少，决定服务的等级与质量。出一万元的病人，医院配专家，吃好药；病人出100元，医院配一般大夫，给开阿司匹林；病人出1元钱，医院则给一杯白开水。这正如饭店餐馆，多消费可以吃山珍海味，少消费只能吃碗面。将商业原则用于医药卫生机构，必然是“有病无钱莫进来”。医疗服务的好坏不是决定于病情的需要，而是决定于金钱。

   建议：国家应根据目前我国三种收入阶层建立三种类型的医院。第一种是平民医院，针对人群为低收入者及贫困群众。其运行实行国家支付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方式。第二种为平价医院，主要针对人群以中等收入的市民为主，如公务员和白领阶层，实行以国家投入、社会捐助、医院收入来平衡。第三种为私营和中外合资类的医院，以高收入市民为对象，完全推向市场，国家不投入，完全自负盈亏。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