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新乡村建设：农民合作从打腰鼓开始

　　自己做主商量决策自己的事情，是“民主下的合作”

　　主导的教授走了，农民合作社继续寻找自己的方向

　　新农村新合作Ⅱ

　　“教授促销大米事件”已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和河南兰考合作社运动为公众所熟悉，曾挂职兰考县副县长的何何慧丽是兰考新乡村建设的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她的推动下，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兰考县的四个村先后建立了农民合作社。

　　与安徽凤阳小岗村人欲将土地打包租给外来企业再走集体化道路不同(详见本报昨日报道)，兰考合作社运动通过组织文艺队、养殖协会、资金互助协会，统购统销以实现共同富裕。相同的是，这种合作运动最初都缘自人们自发的合作要求，是人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愿组成的自治性协会。但正如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所言，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光靠农民是完不成的，，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家。

　　本报《新农村新合作》系列报道共推出四期，敬请垂注。

　　2月11日，60岁的张继周从南马庄农民合作社领到了8元5角3分钱。2004年底，张拿出200元钱加入了合作社下面的资金互助协会，从而拥有了一个股份。一年过去了，这个股份为他带来了8.53元的红利。“钱不多，不过心情不错。”他说。张继周没想到在分田到户20多年后他又一次做了“社员”，重归“集体”。

　　从2003年起，在兰考县410个行政村里，南马庄、贺村、胡寨、陈寨四个村的部分村民重归合作社，在他们的生产和销售领域过起了集体生活。

　　张继周与自己经历的年代相隔甚远的合作社作了对比:“(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不合作也得合作；现在社里的合作大家全凭自愿，入社、退社都自由。”南马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周孟奇补充说:以前的合作社是行政力量的产物，社员没有自主权；现在大家自己做主，商量决策自己的事情，是“民主下的合作”。兰考新乡村建设的设计者和推动者、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对合作社的表述是:弱者的联合。

　　农民精英的创新

　　胡寨合作社的胡萝卜种植成为兰考乡建的经典符号

　　2月13日，仪封乡胡寨村农民合作社理事长王继伟来到县里，打算乘车去开封市。“跟有关方面谈谈给社员们统一进种子的事。”

　　这个31岁的年轻人充满喜悦。身材敦实，面庞黝黑，一双细长的眼睛，他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兰考县农民上网第一人。

　　王继伟曾几度脱离农民的传统耕作生活，初中毕业后他就做起了生意，养过兔子养过鱼，办过鞋厂，开过酒店，还当过包工头。

　　王这样的青年农民被何慧丽称作农民精英，也是新乡村建设的积极响应者，他曾到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接受培训。在何挂职兰考副县长的两年间，四个村的农民精英们大多聚集到了合作社，成为骨干。

　　2004年6月的一天，何慧丽找到王继伟时，他仍沉浸在对自身阶层的一种失望、悲凉情绪中。王的悲凉情绪缘自胡寨种养协会的解体。种养协会是兰考乡建之前胡寨村农民自发形成的一个合作组织，它一度承载了王继伟的某种梦想。

　　2000年，王从生意场上回到了村里，尝试种植市场稀有蔬菜。但单门独户的种植并不能形成市场，第二年，16户志同道合的村民走到了一起，签下一纸协议，成立胡寨村种养协会。

　　王继伟出去考察了市场，初次合作的村民们一起种了22亩的西洋南瓜，4个月后初尝胜果。到2004年，要求合作的农民扩大到100亩。然而，瞬息万变的市场令农民们手足无措。在迅速下滑的价格面前，合作者们对如何处理产品产生了分歧。这一年，种养协会解散。

　　”关键时刻，农民身上的弱点，如自私、疑心重，毁了这个合作组织。但它也证明，在市场面前，农民们要求合作的意识越来越强了。”王继伟心灰意冷，到兰考县城开了个公司。

　　这种纯朴的合作要求同样出现在三义寨乡南马庄村。夏天大雨淹田，田地相邻的十几户农户就会共同疏通田边的沟渠。这种合作意识逐渐渗透到市场领域。南马庄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周孟奇说，卖猪的时候，大家往往会讨论如果集体售猪，一头猪至少多卖50元钱。但是，没有人真正去做这件事。

　　何慧丽把王继伟从沮丧状态下拯救出来，并劝他重回胡寨村。”是何副县长逼着我回村搞合作社的。”王继伟说。2005年1月25日，胡寨农民合作社建立。

　　在合作社，王继伟延续了他的习惯:市场上需要什么，我们才种什么。根据观察，他预感到山东、河南的大量菜农很可能受上一年收成的影响，2005年放弃种胡萝卜，如果市场需要不减，必定形成求大于供。

　　王继伟给他的朋友、浙江一家大的蔬菜加工企业打了电话，对方说2005年胡萝卜加工配额不会减少，现在库无存货，王继伟这边种三五千亩他们都收。随后，王又到河南、山东等胡萝卜种植基地了解情况，发现这些地方胡萝卜种植面积减少了30％－70％。胡寨农民合作社决定大面积种植胡萝卜。他们统一进种、统一管理，产品统一销售给浙江那家企业。社员们一共种了100亩胡萝卜，每亩获纯利2000元。

　　王继伟引以为豪的还有，前不久社员分了红利:所有社员按贡献大小，2006年的照明电由合作社支付相应比例。这笔钱来自合作社统一销售胡萝卜时的提成，王透露说这笔积累有3万元。

　　胡寨合作社的胡萝卜种植成为兰考乡建的一个”经典”符号。为此，王特意到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作过报告。

　　从打腰鼓开始

　　文艺队增强了队员的合作习惯，形成了合作社的文化、社会资本

　　2月12日，刘金梅和她的姐妹们欢快地在兰考的街道上打着腰鼓。这是县里正月十五的文艺汇演。今年春节前，陈寨村合作社文艺队的姐妹们还把腰鼓的冬冬声带到了北京，为何慧丽促销南马庄合作社的无公害大米造势。陈寨合作社是何在兰考建立的第一个合作社。

　　在一篇关于兰考乡建的文章中，何慧丽说，新农村建设就村庄层面上讲，是农民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全方位的建设。但”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在于文艺队和老人协会”。兰考四个合作社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建立模式。

　　陈寨村农民合作社文艺队队长刘金梅说，打腰鼓、盘鼓咱老百姓喜闻乐见，容易聚拢人心。分田到户，大家的心也分散了。刚说要成立合作社时，没人愿意加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农村开始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人民公社的集

　　体生产变为各家各户的单干。这种方式不仅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使农民走向了富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慢慢成熟，这一制度正呈现出老态。”分户经营已经走到了尽头，它不再产生效益。农民们要增加收入必须合作。”架子乡贺村村民高新春说。

　　然而重归集体却不可能一帆风顺。陈寨村离县城只有2公里，村民大多做生意，收入相对宽裕。”经济基础好的村，大家都在忙自己挣钱的事，不太好组织合作社。”陈寨合作社理事长刘平均坦承兰考其他三个社比自己这个搞得好。

　　陈寨农民合作社一度很尴尬，因为它自2003年底建立以后，其架构下仅有一支热闹的文艺队，被媒体称为“只会打腰鼓的合作社”。

　　合作社的社员最后还是从文艺队里产生了，“大家在一起打腰鼓，时间久了，对合作社才有了了解和认识。”刘平均说，现在，陈寨合作社像其他三个社一样，也有了资金互助，养殖、种殖合作等内容。

　　贺村合作社社员乔秀兰说，成立了文艺队，我的病也好了，社里原来常吵架的夫妻不吵了，邻里关系也和睦了。

　　何慧丽在文章中总结道:文艺队的表演经验增强了队员的合作习惯，形成了陈寨合作社的文化、社会资本。

　　即便在有过三年种养协会合作基础的胡寨村，合作社的建立亦颇费周折，并不得不首先借助文艺队。合作社刚成立时只有42户农民参加，场面显得颇为冷清，但”锣鼓一打，大家自然就围拢来了”。现在，胡寨农民合作社有107户社员。

　　合作社合作什么

　　统购统销可减少支出增加收入；在资金互助会借款10天内归还免息

　　今年春节前，贺村的一位“猪经纪”(即居于养猪户与屠宰厂之间获取差价者)手持木棍拦住了屠宰厂的运猪车，声称饭碗被合作社夺了，要“拼命”。

　　这是贺村合作社的一次统销行为。到2005年底，合作社养殖协会已发展会员270户，合作社越过“猪经纪”直接与屠宰厂联系，将会员养的猪统一出售，从而使每斤毛猪多卖一毛钱，一头猪多卖20元钱。在南马庄去年统购化肥时，竟也拉动附近村落农资户不得不降低化肥价格。

　　南马庄在发给村民的建立合作社宣传单中写道:目前农村缺乏发展后劲，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单家独户的小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应对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一盘散沙的村庄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乡村公共建设问题。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组成的自治性协会，特征是有着相同业务和利益关系的人自愿结合的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业务相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自愿出资，共同出力建立合作社。

　　在何慧丽的全力推动下，2003年下半年至2005年初，兰考县的四个农民合作社先后建立。

　　农民合作社当然不能只是打打腰鼓扭扭秧歌，它的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

　　“合作社如果只能带给农民精神愉悦，那他们迟早会离开。因为他们更为迫切的要求是增加收入，老百姓最根本的要求是得利，这样他才能长期跟着你走。”王继伟在这方面显得很固执。

　　但何慧丽对近期增加农民收入并不乐观，她认为目前更多的是培育农民的合作意识。”生产型合作社，事实上大多数难以成功。”

　　四个合作社中除了令王继伟引以为豪的集体种植胡萝卜项目，南马庄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因”教授促销大米事件”更引起公众的注意。700吨集体种植的优质大米销路不佳，这实际上是市场对合作农民们的一次带有嘲讽意味的”示险”。在南马庄和贺村，也分别经历过引种优质小麦和圆葱失败的痛苦。当时，社员心怀怨言，社外村民则更为不屑。

　　然而，框架既已搭就，合作的效益还是从不同地方汩汩涌出。

　　合作社设立的资金互助组织大受欢迎并运行良好，各社都没有出现呆坏账。南马庄村民张继周说，农民到银行贷款根本贷不出来，资金互助起到了聚千家的毫厘解一家之急的作用。在这里，借款产生的利息被煞费苦心地称作”资金占用费”。这是怕被人说我们干扰金融秩序。”南马庄合作社理事长周孟奇解释说。

　　今年2月11日，南马庄合作社资金互相会分红，78户社员拿到红利，他们中最多的股份是1000元，分到了42.67元。

　　陈寨村村民陈旭东，为给孩子看病向社里借了3000元钱，他不必支付资金占用费。在这个社，如果是因为治病、孩子上学向合作社借钱，资金占用费很低或是免收。如果借钱做生意，则要高一些。理事长刘平均说，资金互助要体现对弱者的格外关怀。

　　在资金互助会，借款10天内归还是免息的。同时，社员的股份额是受限的，以防止一股独大控制互助组织。

　　合作社内，统购统销已经成为减少社员支出、增加收入的普遍操作方式。去年麦收，南马庄统一收割，每亩可省2元钱；去年春耕，贺村则在社内统一进行了春耕。

　　合作社还改变村民们的生活。周孟奇的工作流程记录显示:2005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来考察，并到南马庄农户家中座谈新生活。合作社人员还走出去”开眼界”:去年3月9日，何慧丽带大家到新乡刘庄村考察。

　　社员们熟稔他们的合作口号:改变自己，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与政府的关系

　　合作社获得了政府的支持，与村委会的关系也由微妙变得融洽

　　王继伟那天没能去开封谈种子的事，因为中午兰考县长拉住了他，一起吃饭。作为农民合作社的一个带头人，王已与当地政治层结下了熟稔的关系。

　　基于农民自愿成立的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合作社就与基层政权关系微妙。

　　2004年9月10日，在成立10天后，贺村合作社在社员中发起义务修路的倡议。由于当年雨水太大，从村中通往田地的一条生产路早已是坑洼处处，沟壑纵横。

　　一位社员回忆说，此前村委会已经在大喇叭里喊了五六天倡议大家义务修路，但是没有人去修。大家见了村支书就会笑着问给多少工钱。

　　9月11日一大早，40多名社员就带着工具来到了修路工地。“连七十岁的老太太都扛着铁锨来了。”53岁的社员焦秀花回忆说。

　　社员们只用一天就修好了这条路，而且顺带把邻村的路也修了。人们发现村支书也在修路的人群中。路修好后，村支书给大家鞠了一躬。

　　但是，合作社与村委会的关系因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按照社员们的说法，是“有些僵了”。一位村干部一语道破:党支部说话不管用，公益事业都让合作社干了，这将置村委会于何境地？

　　而在陈寨，一位村干部直到不久前还不肯对外承认村里有个农民合作社。

　　事实上，在何慧丽最初的设计中，合作社的理事都必须是普通村民，村官不得介入。南马庄村支书李砚斌说，这个初衷可能跟农村干群关系有关，村民对有村干部参与的事情怀有反感。但在河南取消了农业税后，干群关系已经缓和下来。

　　范振宇是南马庄的村会计，本来他并不是合作社无公害大米协会负责人，但大家发现离不了他，所以吸收他进入合作社理事会。何慧丽曾经带有顾虑地发问:干部进合作社怎么样？

　　这个设计后来发生了变化。在关于兰考乡建的总结文章中，何写道:我们希望一个村庄里的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等组织的干部能够交叉任职，相辅相成。

　　周孟奇回忆，有一次何慧丽对他说，合作社要依靠党和政府，不能游离于党和政府的领导之外。

　　合作社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在贺村合作社揭牌仪式上，兰考县委书记表示，任何职能部门都不能干扰合作社的发展。

　　实际上，何慧丽的乡建开始并不为兰考政治层所了解。“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她忙忙活活地在做什么，对她的行为不好表态。后来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才知道合作社跟这个是相符的。”兰考县委一位干部说。

　　现在，贺村合作社与村委会关系已经“相当融洽”。村支书担任独立监事，“合作社讨论大问题时他都会参加，表个态，但并不具体干涉我们的事务。”副理事长侯玉敏说，统一卖猪时引发的“猪经纪”拦车风波也是村支书出面解决的。

　　而在春节前“教授卖大米”事件中，县委书记在一封信中表示对于无公害大米销售一事“县委、政府不会袖手旁观”。

　　持续动力何在

　　处于起步阶段的农民合作社家底子仍薄得可怜，希望政府给予扶助

　　王继伟对合作社的前景很乐观。“只要做好市场调查，选准项目，就能为社员增收，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也会逐年增多，这样，合作社本身就会良性运转。”

　　他已经在考虑理事会成员的报酬问题。“大家不可能长期无私奉献，为大家服务多的人应该获得报酬以鼓励其积极性，否则，合作社不可能持续发展。”王说，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中应该拿出一个合适的比例作为理事会成员的分红。

　　王德显则正在为如何维持合作社的长期良性运转发愁，“合作社没有什么积累，理事会成员本来就为公事耽误了家里的生产，如果再让他们倒贴钱在上面，这不可行。”

　　王德显的烦恼同样出现在南马庄和陈寨。在合作社的设计中，统购统销产生的利润及资金互助产生的资金占用费可提取适当的比例作为公共积累。另外，合作社的文艺队在接受有偿服务时也能为合作社提供一些积累。但处于起步阶段的农民合作社家底子仍薄得可怜，希望政府给予扶助。

　　三农问题专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理事长兼院长温铁军曾向媒体表示，新农村建设的第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得农村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他还强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但光靠农民是完不成的，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是国家。

　　何慧丽现在已经调离兰考，到开封任职。她曾说:我离开了，不知他们自己还能否继续搞下去。此前，何为兰考乡建争取了很多外力资源。

　　外力既撤，四个合作社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春节前，贺村合作社出资2万元、四名社员出资3万余元建起了一个小型饲料加工厂，并生产出了第一批猪饲料。王德显还有一个念头，通过合作社的文艺活动来扩大知名度，与外省的农民合作社建立起经济合作关系。

　　贺村还成为晏阳初乡建学院生态建筑的试点。现在已有10余户社员要求建造这种省钱1/3、冬暖夏凉、可以拆装的新型民居。

　　陈寨合作社的骨干们也不甘落后，理事会的几个人正商量到省内一家肉牛繁育基地考察，为社员们统购一批牛犊。“从市场方面来说，养牛比养猪、养鸡都安全。”理事长刘平均说。

　　王继伟瞄上了村里及周边的苹果生产区，这些苹果品种差，没有市场竞争力，但却可以混合加工成果酒或原汁纯天然饮料。今年，他打算为这些苹果找到加工企业，明年则酝酿建造食品加工厂。他的2009年计划更显宏大。“全村零星可耕地合并，统一引进大型先进自动化程度的机械设备，搞高度机械化作业，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强度、生产成本。从而建设文明、幸福、团结、和谐、富裕的新型乡村。”

　　也许，农民们将会给何慧丽一个大大的意外。

　　水调歌头·兰考乡建

　　作者:何慧丽

　　长忆草场地，

　　几回赴翟城。

　　中原乡建，

　　当数齐聚诸仁雄。

　　浩叹”三农”学子，

　　唱彻贺村南马，

　　扬红军作风。

　　德强自永成，

　　金木水土兴。

　　黄河殇，

　　葵丘盟，

　　遍焦桐。

　　兰城考城，

　　兰芝显奇喜张情。

　　狂鼓开舞万程，

　　敢问晏公梁公，

　　磅礴几时通？

　　六乡起四社，

　　红日冉冉升。

　　A17—19版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贾云勇(除署名外)

　　图:

　　兰考县四个农民合作社分布图制图/吴山

　　贺村合作社的社旗。

　　贺村合作社的入股名单。

　　2004年9月，贺村合作社成立10天就发起义务修路，只用一天就修好了从村中通往田地的烂路。王显德　摄

　　南马庄农民合作社架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