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由政府推动，农民自筹资金住进中心村，仍然过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江阴将土地收归集体，对失地农民给予补贴，住进小区的农民变成工人

　　江苏新集体农庄的两重路径

　　新农村新合作Ⅲ

　　将散居的村民集中迁居到一起，以节约土地，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江苏的新集体农庄既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苏北淮安市，也出现在工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的苏南江阴市。

　　淮安市是由政府推动，资金由农民自筹，住进中心村的农民仍然干农活。拆迁和再建需要资金，一些困难户就没有搬进去。江阴市则是经济发达农村的样本，由于土地资源紧张而导致农民居住的城镇化。他们将土地收归集体，由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经营或建工业园区；对失地农民给予补贴和生活保障；离开土地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

　　已经“上岸”的吴国栋还是在自家的车库里留下一把钉耙。这个70岁的老人，还在村委会工作，下了班，他就扛上钉耙，在附近的围墙根梳理出一长条地，种上了蔬菜。

　　远观王嘴中心村，就像一个孤立的小镇，它的周围是大片大片平整的耕地，一条平坦的水泥马路直插村内。

　　村内现有287座独门独院的楼房，但只有三种式样，每种式样都集中在一起，连成一片。

　　之前，王嘴中心村叫王嘴村，是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的一个行政村，它与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村民散居、房屋破旧。但是从7年前的1999年开始，在涟水县政府的推动下，该村以农民自筹的方式，逐渐搬迁到中心村居住。

　　几乎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化的迅猛发展，土地资源紧缺，苏南也掀起了一股农民集中居住的浪潮，江阴市新桥镇的新桥花园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但与苏北的王嘴中心村不同的是，新桥花园是几个村集中居住的地方，它很像一个城市小区。不久，新桥镇将撤销所有村委会，建立社区。

　　而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是，新桥花园紧挨着镇区，居住其中的农民已经完全离开土地，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产业工人。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下班的人们组成一支黑压压的自行车队，涌进这个小区。

　　两个样本

　　集中居住继续耕作

　　王嘴村　2006年2月12日，元宵节。上午，王保章靠在自行车修理店门口，看着门前水泥马路上的行人。他家的斜对面是王嘴村小学，卖给私人后，更名为“王嘴外国语学校”。在小学围墙与村民住宅之间，是一堆堆枯黄的稻草，这似乎在提醒着来客，这不是小镇，而是一个村庄。

　　他门前的水泥道路，宽约10米，2004年修的，道路两侧都是店铺，有药店、农资公司、超市等。

　　王保章认为，搬进中心村有很多好处，除了交通外，卫生状况也好了，村里安排了专人收集各家各户的垃圾袋，并打扫村内主要的水泥路面等。

　　对于王保章来说，中心村对他家最大的影响是，增加了收入来源，以前他家只能种地，而搬到中心村以后，他的房子被安置在主干道边，利用这个地理优势，他开起了自行车修理店，每年有一两万元的收入。

　　“现在，村里门面房(指店铺)七十户，其中(业主)自己经营的20多户，其他都是出租的。之前，村里只有三四家小店，没有卖种子、肥料、农药的，买两斤蔬菜还要到十几里路之外的灰墩去，现在是应有尽有。”王嘴村支部书记王伟章说，“加上逢集做小买卖的，我们村现在有八九十户经商的。”

　　2月13日上午8点多，孙翠英和张其兰两人，靠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聊天，脸上荡漾着笑容。孙面前的地上摆着两小堆青菜，张的面前是一只货架，装着饼干、糖果之类的零食。

　　这一天正值王嘴中心村的集日，集市上人语喧哗。这个集市是王嘴中心村建起来之后才形成的，孙以前没有卖过菜，张的家里也没有开店，她们都是逢集时才来卖一点东西。

　　每个集日，张其兰可以卖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零食，最好的时候能卖两百元。孙翠英的菜，平时虽然不太好卖，但“过年好卖，一个集日能卖三十斤菜，现在少些，因为打工的人都已经走了”。

　　在散居时代，这个村外出务工人员很少，因为偷盗之事时有发生，而且一下雨，村路泥泞难行，孩子们无法上学。自从集中居住后，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村庄。

　　建设中心村还为他们增加了耕地。以前每户宅基地面积有一两亩，现在只有几分地。已经全部搬迁的西王村民小组，人均多出2亩地，整个王嘴村目前已经节约耕地1000亩，如果全村全部搬迁，将节约1500亩用地。

　　被节约的土地，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重新调整，继续耕种，王嘴村的农民们，大多还继续着传统的农耕生活。

　　住在小区进厂打工

　　新桥镇　在苏南，同样因为集中居住而节约了土地的农民，则将彻底告别土地，过上与城里人相差无几的新生活。

　　新桥花园是新桥镇政府委托镇里的房地产公司代建的，容纳了1000多户失地农民。小区内是一栋栋整齐漂亮的6层楼房，楼下是停车场。“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家里只有老人。”72岁的业主强德娣说。

　　作为江南水乡的一个小镇，新桥镇早先同样适于农耕。1980年代中后期，他们参与创造了“苏南模式”，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陶国强是新桥镇何巷村5组的村民，2004年搬迁到新桥花园。虽是农民，但他已经在工厂上班30年了。

　　2月18日下午，尚未拆迁的何巷村4组村民陶阿兴指着门前平整的土地上一棵棵几尺高的树苗说:“那就是我们的土地，都被征收了，‘阳光集团’种上树苗了。”

　　30年来，苏南工业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分散经营模式，已不利于集约发挥、资源共享。形势迫人，苏南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土改”，将土地收归集体，对失地农民给予补贴和生活保障；由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并建立工业园区，将工厂集中到园区。

　　目前，新桥镇农业规模化经营达到82％，财政贡献的99％出自工业园区。没有了土地的农民进工厂上班，农民居住镇区化也水到渠成。

　　失地后生活有保障

　　新桥镇　自2001年以来，新桥镇已形成了5个像新桥花园这样的农民集中居住点，农民小区居住率已经达到55％，到今年底，安置率可达到90％。

　　与王嘴中心村不同的是，在苏南，由于地方财力雄厚，农民集中居住点都是由镇政府委托房地产开发公司代建，然后以成本价卖给农民。

　　强德娣的旧房有200多平方米，拆迁补偿加上人头补贴，共获得18万元。新桥镇规定，凡是自愿拆迁，并搬到集中居住点安置的，在拆迁补偿之外，每人可获得补贴10500元。

　　拆迁了的农民，每人可获得35平方米的成本价安置房，如果是独生子女，再奖励35平方米，每平方米价格为760元，超标的部分则按市场价购买。现在，强德娣的新房面积是200平方米，用拆迁旧房所得，买下新房后略有节余，再添几万元，将房子装修一新。

　　作为失地农民，强德娣老两口每月共有400元的生活保障费。按照江阴市的规定，征地补偿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政府代买“历次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险”，每个年龄为50岁到60岁的失地农民，每月可获得150元的生活保障费，60岁以上的为200元。另一种方式，为一次性补偿。而强德娣的村子选择的补偿方式是第一种。

　　凡是搬迁到镇区集中居住的，每个年满55岁以上的村民，每月又享有120元的拆迁生活补贴。加上400元的生活保障费，强德娣老两口每月共有640元的生活来源。

　　“够了！我们年龄大的特别满意，因为子女们的开支都很大，他们都有孩子上学，向他们要钱，伸不出手，现在每个年龄大的人都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强德娣说。

　　而这一切，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新桥镇内有两家公司被列为世界十大毛纺企业，还有两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三家A股上市公司，骨干集团“阳光集团”去年销售额为150亿元，“海谰集团”为100亿元。2005年，全镇财政收入达6亿元。工业的发展已经为新桥镇财政累积了8亿元的资金。最近，新桥镇聘请德国专家，对这个面积只有19.3平方公里的小镇做了重新规划，其中生态农林区和工业集中区各7平方公里，商贸居住区5.3平方公里。到2008年，新桥镇将成为一个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统一，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小城市”。

　　难念的经

　　拆拆盖盖都需要钱

　　王嘴村　苏北农村也希望由政府代建安置房，不过这个愿望，单凭苏北的财政力量难以实现。

　　王嘴村成功了，但即使是附近的村也没有因此增加信心。2月13日上午，在王嘴中心村集市上，65岁的吴圩村村民马元高正在卖鱼。吴圩村距离王嘴中心村只有几里路。

　　这个切实享受到中心村好处的老人，仍然认为，“多数人都不愿意搞集体农庄。因为把房子拆掉，再盖房子，需要钱，但是我们没有钱”。

　　当初，王嘴村同样存在资金问题。所以，有80％的人都反对。1999年，集中了21户，2000年，仅集中了六七户。

　　这让王伟章有点骑虎难下。据称，1998年，江苏省号召搞中心村建设，虽是一般性号召，但涟水县积极响应，推出3个试点，王嘴村并不在其中，而王伟章看到中心村建设可以节约土地，于是，跑到县里争取到试点的机会。

　　2001年，村委会出钱，组织了村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一起到河南省南街村考察。回来后，召开群众大会，大会提议先兴集市。

　　集市兴起来了，村民看到了好处，但是让一个农户一下子拿出几万元钱，仍然不是易事。

　　那时，王保章的房子刚建一年，规划的中心村主干道正好经过他家。拆迁没有补助，建新房又没钱，除了建房外，每户还要自建下水道和道路，这项费用也要三四千元钱，因此王保章不愿意拆。最后村委会将他的新房安排在主干道边，他才拆迁。王保章建新房花费4万多元钱，其中3万多元都是借的，“老百姓哪家建房不借钱？不过现在都还清了。”

　　几年来，搬迁的农户逐年增加。“都是形势所逼，人家都搬了，只有你一两家没搬，面子上过不去。”2004年才搬迁的村民许金忠说。

　　现在，王嘴村尚有80多户村民没有集中到中心村，有20多户是困难户。王嘴村已经开过党员会议，决定拿出一部分土地进行拍卖，所得资金用于困难户建房。

　　补偿不同产生矛盾

　　新桥镇　即使是新桥镇也有不愿意搬迁的。何巷村4组的陶阿兴也不愿拆迁。他说，“江阴不是张家港，张家港是拆迁多少面积，补给你多少，不用自己贴钱”。陶阿兴也知道，拆迁是迟早的事。

　　新桥镇的经济总量在江阴市排名第七，但各项人均指标都排名第一。去年，农民人均收入为11422元。与无锡市其他乡镇相比，去年，新桥镇的农民收入多出两块，一是农业上的增收，二是每人1.05万元“三集中拆迁补贴”。

　　陈加进所在的澄江镇杨市村，就没有“三集中拆迁补贴”，拆迁补偿(加上装修)每平方米约为400元，和新桥镇相近，宅基地被征收后没有补偿。2003年，该村开始拆迁，陈加进拒绝，因为他的老房建筑面积是454平方米，豪华装修，可拆迁后，每人只能享受35平方米的成本价安置房，而他家只有3口人。

　　陈加进的愿望是，当地政府能够按照国家“拆一补一”的规定进行安置。2005年4月21日，在家中无人时，陈家被拆迁。

　　王祖国来自长泾镇和平村5组，2003年，该组宅基地与耕地同时被征收，他们选择的是一次性补偿的方式，土地补偿费，加上青苗补偿费、劳力安置费和附着物补偿费，每亩补偿2万元，但村民只分得40％，还有60％存入工业园作开发之用，每年支付5％利息。

　　像长泾镇这样的资金运作方式，在江阴市相当普遍。“但是谁能保证政府能管理好这笔资金呢？如果管理不好怎么办？“王祖国说。

　　从陈加进、王祖国等人的情况来看，不同的镇，不同的村，甚至同一个村，不同的村民小组之间，补偿方式、补偿标准都各不相同。这也是产生矛盾的原因。

　　还有大量被征收的土地抛荒。2002年，许姚村1组的土地被江阴市长电股份公司征收，但一直没有使用。有两户至今尚未拆迁。在大片平整的土地上，那两户的房子就像两颗拔不掉的“钉子”。

　　一个趋势

　　然而，正如陶阿兴认识的那样，拆迁将是不可避免的。2005年出台的《江苏省村庄建设规划导则》要求，江苏省各镇村，将逐步建设较高标准的集中居住区，这个导则为江苏省中心村建设拉开了序幕。

　　据称，江苏省将在3年内实现全省中心村规划，规划经费均由省财政支出。凡达到一定规模的中心村，省财政将进行补贴。但江苏省同时强调，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能强迫群众，新建的房子必须建到规划点，道路、学校、水电等公共设施都建到集中居住点去。

　　正月初四，涟水县就召开了今年中心村建设的动员会，按计划，该县两年内，完成全县的中心村规划，今年完成200个村，形成5个初具规模的中心村。该县仍然延续王嘴村农民自筹资金的模式。

　　“农户没钱的可以贷款，可以借钱，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决定装修的程度。”涟水县建设委员会村镇建设科科长杨士明说，“中心村规模达到50户的，县财政也进行补贴。”涟水县在总结王嘴村的经验和教训时认为，王嘴村的房屋式样比较呆板，“公寓式的比较少”。

　　不过，在记者采访中，有人认为，在经济欠发达的苏北，以这种近乎运动的形式，自上而下地推行中心村建设，成败难料，而且，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在经济实力雄厚的苏南，由于土地资源紧张的自身动力而引发的农民居住城镇化路线，将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本，但它只能是经济发达农村的样本。

　　江阴市新桥镇，正在以节约土地的名义，不建别墅，致力于高层住房和高层厂房的建设。与此同时，借鉴广东的模式，以原有的村委会为基础，组建农村经济合作社，将农民土地、集体资产量化入股，享受集体分红。

　　“过去政策不允许，所以没搞。过去的就只能按照过去的政策来办了。”新桥镇党委委员郝国光说。

　　在苏北农民仍然继续往昔农耕生活时，苏南的农民纷纷洗脚上田了。但已经“上岸”的吴国栋还是在自家的车库里留下一把钉耙。这个70岁的老人，还在村委会工作，下了班，他就扛上钉耙，在附近的围墙根梳理出一长条地，种上了蔬菜。

　　如今，这把钉耙，是他与过去数十年生活的唯一联系。

　　A18—19版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鲍小东

　　图:

　　江阴市新桥镇农民集中居住的新桥花园和城市小区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