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将对既有国际利益格局带来冲击，而外部世界可能产生的种种不适应，又将反过来对中国发展形成复杂掣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新宇 实习记者李洁 王玉娟

　　当今世界局势复杂多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的主题。“十一五”时期的外部大环境，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然而，作为世界上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超大规模，不可避免地引起外部不适应。在考验外部世界“容纳力”的同时，也关系到我国发展智慧与模式的选择。

　　未来五年，进入全球化深度关联层的中国将面对复杂的外部制约挑战。

　　贸易失衡“关注”中国

　　全球贸易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其中尤以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为甚。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7258亿美元，这一数字，几乎承载了所有世界贸易盈余。而这一态势，未来五年恐怕依然难以缓解。

　　作为对美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中国在这一贸易失衡中承受了很多有失公正的责难。“经济全球化是造成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发达国家把他们的落后产业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由于具有价格竞争优势，往往又深受发达国家欢迎，由此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巨额贸易逆差。

　　但发展中国家这种十分兴旺的贸易增长只是表面现象。陈凤英告诉记者，“美国才是实际得利者”。哈佛大学最新研究表明“美国现在其实是贸易顺差国”。因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的是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只赚了一点加工费、辛苦费。

　　“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我国这种大进大出的粗放式的贸易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陈凤英指出，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以来料加工为主，占到了50%以上，实际上是在“拿资源换市场”，这又造成中国有限的资源被廉价输出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事实上又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推动着我们‘扩张’”。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的1/3，国际贸易的2/3，全球专利的70%，技术转让的80%，外国直接投资的80%。而我国的加工生产则仍处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序。这种依靠数量型增长的贸易方式，对于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短期内很难改变，对我们的压力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这样告诉记者。

　　贸易保护针对中国

　　连续四年超过20%的出口增长，在使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三贸易大国、顺差超过千亿美元的同时，也冲击了既有的世界贸易格局，并由此步入贸易摩擦的多发期。而以目前的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及中国产业发展趋势看，这种趋势“十一五”期间仍将存在。

　　2005年沸沸扬扬的中美中欧纺织品争端只是冰山一角。我国是连续多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而且摩擦开始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这与我们和发展中国家在低端产品上结构、品质趋同进而形成竞争有关”，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秦亚青说，“这种不和谐，必然会对我们下一步发展形成新的制约。”

　　陈凤英判断说，“今年的贸易保护可能集中于欧洲针对中国鞋业和汽车业的反倾销，将来不仅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甚至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保护也会出现”。

　　毕吉耀指出，尽管欧美不断将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但国内仍有部分产业遗存，由于缺乏劳动力竞争优势，这些弱势产业往往会通过各种利益集团寻求游说政府发动贸易保护。但正如去年中美纺织品贸易之争时，《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曾撰文指出的，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和必要保护国内垂死挣扎的纺织品工业。

　　“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是贸易保护的一个手段，特别是在反倾销问题上。”毕吉耀指出，实际上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加入WTO以后，在对外贸易领域，中国的体制已完全与国际接轨，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没有道理的，“这只能表明其背后的涵义，即借助这张牌在以后的贸易中继续对其弱势产业进行保护，”毕吉耀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牵制中国发展。”

　　在陈凤英看来，“美国就是出于政治需要来压制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化的趋势确实在抬头。”

　　低端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所谓“威胁”，“但是中国真正的竞争力在于人口素质的提高”。陈凤英预言，每年几百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大军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轨道，必将带来国家研发能力的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这又导致对发达国家及中等发达国家高端产业的冲击。“美国用了20来年的时间来打压日本对其核心技术和品牌的威胁，但是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因为中国是一个世界性的混合经济。”

　　贸易壁垒之外，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屡屡遭遇各种壁垒，2005年中海油并购受阻，便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能够解释的。“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种变化的本质是中国本身已经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其对世界经贸既有格局的冲击，必然引起原有格局中各方的种种不适反应”，毕吉耀如是说。

　　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从根本上说，是外部世界容纳力的制约，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发展速度的容纳力不强，而这种容纳力的拓展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一语中的。

　　“可以预见，‘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外部市场扩大并不容易”，毕吉耀指出，“市场方面受到的制约，短期内是难以解决的”。

　　能源争夺白热化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加大。尽管我们提出“十一五”期间要把能耗降低20%，但能耗不可能大幅降落。2004年，我国消费石油2.9亿吨，其中进口1.23亿吨，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是42%；2005年，我国的石油进口达到1.4亿吨左右，海外依存度将继续上升。

　　虽然中国消耗的原油只占全球石油市场的8%，不足以影响整个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但是毕吉耀认为，“在世界石油供求格局中，中国已经突然成长为一个大买家，而且，据预测将来还会继续发展，实际上我们对于全球性不可再生资源的供求关系有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作为一种有限的战略性资源，石油供求关系的改变自然会引起世界的担心，势必要限制我们需求的满足。如果能源供应不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近年来围绕资源能源问题的争夺已经趋于白热化，中国的石油公司走到哪里，都会伴随着美国和日本搅局的身影。王在邦分析，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日渐强大，在世界力量对比当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国家渐渐被中国追赶和超越，这些国家就试图从战略上制造障碍，制约中国的发展。”

　　“问题在于，世界石油的供应权不在我们手中。”秦亚青指出关键所在：我们如何保证能源供应，如何保证能源通道的安全畅通，同时保证我们在国际能源领域中与其他国家的充分合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科技压力牵制发展

　　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不仅需要能源，也要以技术为支撑。而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目前还比较弱，特别是一些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相比之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众多的行业领域中技术都处于领先地步，这使得我们的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引进，而自己只能从事低端的、产品附加值不高的加工制造业。“从长远发展来看，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现有产业也要受制于人。”毕吉耀提出，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已经发展到更高的层次——标准的竞争，而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依然不足，企业提不出标准，国家标准就不可能领先，不会被国际采用，就不得不接受国外的标准。“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进技术、设备，还要支付使用费，影响生产和就业，最终压制国家的发展。”

　　然而，很多技术用钱也是买不到的。在王在邦看来，美国等发达国家自身已陷入一个悖论：一方面想占据中国的市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又怕在经济合作当中丢失自己的技术优势，尤其要限制高新技术对华出口。“这既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从战略上维护自身的独霸地位，防范、制约他们眼中的竞争对手。”

　　与科技压力密切相关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今年或明年可能会成为最突出的问题，中美两国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冲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肖炼认为，中国目前仍处于发展传统经济阶段，而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75%～80%是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它的优势就是知识产权，高技术，知识经济，所以它要花很大的精力去保护自己的权利。虽然中国的司法已经十分完备，保护知识产权的全民普及教育也开展得非常广泛，但是保护力度仍然不够。中国一直强调以行政处理知识产权犯罪，而很少进入刑法，如果没有刑法处理，那么对犯罪分子就没有威慑力。实际上宝洁、美国电影公司、时代-华纳等美国大公司，已经开始向美国国会起诉中国的假冒产品和盗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可能会更加被动，形象也可能遭到破坏。”

　　“知识产权保护，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了体制和规则的制约。”王在邦解释道，今天世界的经济形态就是单一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全球占支配地位，在这样的世界里，规则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政治、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

　　虽然经济上的制约对中国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但是经济与政治是不能隔断的。知识产权问题、能源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等，某种程度上显示出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

　　“政治制约因素，从紧迫程度上可能不像经济那样立竿见影，但是影响要更深，而且容易反复出现。”秦亚青指出，世界上的主导大国与我们的政治观念不一样，显然对中国形成一种制约。“具体表现就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性问题恶意化，国家安全也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

　　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光谦看来，这与世界主导大国的全球战略有关。美国历来奉行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全球地缘战略，欧亚大陆上任何大国的兴起，都必然被视为其全球战略的障碍。

　　因而“十一五”期间，中国在政治、安全上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非但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多，进而深刻影响我们的决策。

　　“最紧迫的就是台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因素”，秦亚青认为，陈水扁任期即将结束，最后两年很可能不按常理出牌。另外，美国及日本下一步会如何行动，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影响最大的，还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指出，“中美关系是最有能力破坏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确如美国总统布什所表述，“中美关系很复杂”。美国对中国的两面下注的策略没有变。一方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很难割离；另一方面两国又存在很大差异，美国与我们的政治观念不一样。“美国要防范中国，这显然要制约中国的发展，即使我们化解了这种制约，也要动用很多的努力和资源”。随着中国发展，美国的防范政策会越来越强，可能会出现对我们的“非物质性防范”。

　　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强国，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作为中国东海最大的海洋邻国，其各种各样的位置都是非常重要的。陈凤英认为，中日剧烈碰撞的背后，是亚太旧秩序未破而新秩序欲立引发的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作为日本周边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崛起粉碎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打破了其原来主导的雁型发展模式，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阵痛。在这种不适应中，不管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还是日本挑起东海油气争端，都会干扰、制约中国的发展。

　　我们一直把发展中国家当成朋友，在发展过程中，我们拥有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这些矛盾也表现得很突出。秦亚青认为，“这也需要我们动用大量资源去考虑，但是关系并不是光凭援助就可以发展的。”这需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

　　中国经过多年努力，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中国周边存在诸多的安全隐患”。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周边环境难度不小。

　　中国经济发展在加速，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会更深入、更频繁，这个过程既是相互依赖的加深，也是相互制约的加强。中国的发展不仅仅影响到自身，也会影响世界的发展，反过来，这种互动的加深也会使中国切实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

　　“当然外部的压力和制约也是促进中国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动力，”王在邦强调，“我们自身的漏洞是存在的，改革是必需的。”所以，我们要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外部制约和压力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坏事，关键在于如何把压力转化为调整的动力，转化为改善我们发展的契机，有效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战略部署，有效地面对未来国际环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