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四小龙”到“金砖四国”，从小国的兴盛到大国的崛起，这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在推动？又将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实习记者游志斌 李洁 韩雪

　　事实上的奇迹一旦与文字的魔力结合起来，其传播便深远而持久。

　　2003年10月1日，美国高盛公司在那个名为《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报告中，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4国的英文名首个字母连缀起来，制造了一个响亮的名称：BRIC（与砖的英文“Brick”发音相同），“金砖四国”之名亦随之流行。高盛预测，如不出现意外，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进入到世界经济前六强。

　　两年零两个月后，高盛发布的新报告再次高调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33年超过日本。

　　盛名之下，四国一起成为焦点。而其中的中国，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金砖四国”、“新兴大国”，是标签，光环，抑或靶子？

　　对于中国而言，自有“金砖”的一面，但更有那广阔的“黄土地”。“一定要清醒、清醒、再清醒。”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说。

　　中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给世界一个明白的印象。“不必强调‘大国’，我们自然是大国，但我们也有‘小国’的一面。也不必现在强调‘负责任’，我们历来是负责任的，”马振岗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只是一个‘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

　　积极的变局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众多专家都承认，新兴大国的崛起意味着大国力量对比的改变，世界格局因此也必然发生变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指出，四国的兴起印证了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规律，后进国家可以抓住先进国家的经验缩短发展时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郭建平教授也认为，“新兴大国受益于全球化，长远来看，新兴大国的发展也会带动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楚树龙对未来世界大势的判断为：在二三十年内，美国继续保持领先、欧洲走向联合、“金砖四国”继续崛起，尤其中印会成为世界前几位的力量。

　　马振岗主要就中国的发展来判断世界格局将发生的某些变化。一是政治格局，在世界事务中，中国的发言分量和决策权将更大了。不仅在联合国中，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更稳固，而G7及后来的G8这样的西方大国首脑会议也持续地要求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参加，表明西方七国已不能完全主导世界。

　　二是经济格局，在市场、资金、能源等方面，如何更公正合理地进行分配，需要认真对待。中国是世界经济活动的后来者，对于国际环境、国际规则或流行做法还不太熟悉，还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掌握世界各国的各种情况。

　　着眼经济的高盛公司在其报告中也指出，新兴大国的发展先对全球市场商品市场有重大影响，其次是耐用消费品市场，最后是全球资本市场。

　　三是文化方面，中国的传统思维和道德观念在很多方面是与世界相通的，但也有很多特有的，如何让世界尊重中国文化而不是反感，需要努力。

　　一个后来者的兴起，很自然地会引起既有大国的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这些担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狭义的军事安全，中国崛起引起原有的地区安全发生微妙变化，自然也引起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注。二是在能源、原材料等市场领域，中国的崛起也引起了国际经济、能源、消费、原材料市场等结构出现大的变化。三是发展模式，相对于“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越来越获得垂青，中国模式对原先的美国模式带来什么问题？

　　在变局与因担忧而引起的措施中，新兴大国势必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介入性风险”，即新兴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进入新的领域、新的层次，发展到新的阶段所带来和潜藏的风险。

　　原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兼职研究员顾林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四个新兴大国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未来在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中，这几个国家可能面临着更多的一些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国际金融体系、能源、环境、就业等问题，以及大规模灾害、战争、疾病等不确定因素对它们的冲击。

　　但专家认为，无论是新兴大国之于世界，还是世界之于新兴大国，都是机遇大于挑战。对于新兴大国带来的变局，沈骥如认为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变局，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促进，“过去是一个动力，一个螺旋桨，美国怎么转，世界就跟着怎么转，现在多了新的动力，新的螺旋桨，世界就会更均衡、更和谐地发展。”

　　马振岗也说：“中国并非要挑战或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只是提倡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和”以处世

　　在顾林生看来，新兴大国自身国力的发展必须增强国家的抗风险能力，但也要有意识地增加抗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抵御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抗御某种灾害的措施，而是要从根本上深化国家的风险管理体制和机制，增强全体国民的素质和风险意识，针对自身的特点，切实加强对国家对各种风险的综合化、系统化管理能力，实际上就是全风险管理的能力。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具备很多成功经验，新兴大国可以借鉴。

　　沈骥如还补充指出，风险不是单方面就可避免的，双方都应采取正确措施，如贸易摩擦，美国应消除贸易歧视，中国也应扩大内需，减少顺差，使两国经济更平衡。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和谐世界”，近年来中国“和”以处世的理念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显。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众多专家都认为，这是在国际事务中消除疑虑、化解风险的关键。

　　“如果崛起国不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就肯定会有冲突。”楚树龙说。

　　马振岗曾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中国驻英大使，这位资深外交人士说，中国外交的根本仍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这几年也有很多新发展，如在外交旗帜中，原来的“和平、发展”后面又多了一个“合作”，再如提出“新安全观”、“和谐世界”。这些和平理念都不是空口号，而是付诸了实实在在的行动的。

　　在去年年底的一次外交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修正后的GDP上升到世界第六位，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国外交政策不会因GDP增长而改变。这一表示也明确昭告世界：中国不会因为发展起来而放弃和平外交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也曾指出，中国坚持把继承传统同改革创新结合起来，把立足中国同面向世界结合起来，把积极建设和谐中国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结合起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弘扬中华文明新的光彩，塑造中华民族新的形象，共同推动一个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和谐而又具有充沛活力的中华文明的复兴。如果能理解这一点，相信人们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没有什么可忧虑、可害怕的了。

　　仍须主练“内功”

　　对于“和平崛起”，马振岗在肯定“和平”的同时，还对“崛起”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崛起”听起来可能让人产生把别人比下去的感觉，再者，严格地说，中国还不到“崛起”的程度。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之大是很明显的。“但中国又是一个‘小’国。”马振岗说，因为13亿人口一平均，中国就“小”了，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几位，但人均GDP还是在世界100位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不能像世界上一些研究机构往往拿单纯的经济发展整体数据来看待中国。”

　　马振岗还说，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但广大中西部尤其是农村还比较落后。再如，中国的外贸总量很大，排世界第三，但在他看来“有些畸形”，占GDP的比重过大。对于中国是“世界工厂”的说法，他也指出“其实大部分是加工厂”，很多东西“made in china”，但不是“made by china”。

　　因此，在马振岗看来，韬光养晦仍是基本的、长期的外交方针，由于还存在很多落后的地方，我们不可能把过多精力用于世界事务，而应聚精会神搞自身的建设。这与秦刚在那次记者会上的表示是一致的：“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仍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今后长期面临的任务。我们当前的工作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

　　当然，“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马振岗说，作为新兴大国，中国要对世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应尽的责任一定要尽到，“我们不是去争着发挥作用，而是应该和必须发挥作用时就发挥，必须承担的责任一定要承担。”而且，“有所作为”也是中国历来的方针，中国历来是负责任的，只是随着国力的增加而有更多责任、更多应该所为之处。

　　马振岗还谈到了中国公民应负的责任。他说，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利益相关之处。因此，中国公民应树立国际意识。“增强国际意识很重要，既包括国际责任，也包括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