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昌博

　　直到走进永济市民政局，郑冰还没确定到底要注册什么。

　　这个初中毕业的37岁女人，不知道自己所领导的庞大组织的归属——它由主要散布在永济市蒲州镇的35个村庄的3800名农民组成，并已实际存在了两年。

　　之前去农业局时，她被告知要挂靠已成立的永济市农民联合会，但郑冰接洽后发现“这是个空架子”。

　　“我不想挂在联合会下，”她迟疑了一下说，“我们已经叫农民协会了，就注册农民协会吧。”

　　说这话的郑冰并未意识到这一要求背后的标志性意义：2004年6月7日，“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正式注册成立；一年后的200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

　　这是一个让“三农”学者们兴奋的“符号”事件，认为其组织模式为“探索中国乡村建设的出路提供了富于意义的启示”。

　　郑冰不清楚这些词汇的分量——几年来，这个以乡村娱乐和学习培训为主要手段的原民办教师，正一步步把农民组织起来，试图改变他们的素质和当地的乡村治理结构。

　　农会的力量

　　2004年，郑冰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词：吵架和转型。

　　压力来自她的农民协会——2004年年初，这个由号召妇女跳舞起家的农会，已拥有2000会员，协会所在的蒲州镇寨子村有50％的农户加入。集合起来的农民开始不满足于集体跳舞和空头学习，但做什么让郑冰“头疼”；另一个考虑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否真的有力量？

　　试验从当年的3月28日始，协会提议把全村的路面硬化。但村委会2003年改选失败后早已瘫痪。

　　农会在全村每个巷子选出三名代表，组成了24人的村建理事会；协会号召每户负责自己门前的一段，公共部分义务投工。

　　几乎没人认为他们能成功，正值当地收获芦笋时节，很多村民都开始推脱。

　　协会分户承包说服，就这样修了70多天，最后一天仍有两户不配合，“他们说你算老几，我们就一边干活一边跟他们吵。”郑冰说，修路期间“最多时一天吵4回”。

　　吵架中修完的路为协会带来了难得的声誉，随后寨子村的会员由占全村农户的50％升到80％；也在这期间，农民协会正式注册。

　　之后的“校门事件”则让协会真正立足：因为上一届村委会拖欠寨子村小学建筑款，建筑商在一个大雪天锁住了小学教室，村民和建筑商发生了冲突，一些人闹到了镇政府。

　　难以处置的镇党委书记给郑冰的丈夫打电话，希望农民协会能出面。赶到现场的郑冰号召身为家长的协会成员们先凑了一万块钱，当天下午，教室门打开。

　　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解决，一个民间组织的独特力量开始为政府所看重。

　　事实上，郑冰更在意的则是这一年协会以合作入股的形式创办了涂料厂——这是除公共影响外郑冰认为的另一核心转型，因为“大家还是希望通过协会致富”。

　　“娱乐－学习－合作”模式

　　2006年2月27日下午，星期一，农民协会办公室。

　　本报记者推门进去时，协会正组织妇女开临时学习会。当天大雪，不能下地，满屋子的妇女在听副会长任苏串读一份名为《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乡村建设的开始》的学习材料。

　　这种类似的学习会在寨子村已存在3年多，发起者是郑冰，起因则是郑冰被农民“坑了”。

　　1997年，时为小学民办教师的郑冰，在寨子村开办了一个销售化肥和农药的科技服务中心，郑冰随后辞职经商。逐渐熟识的农民开始在服务中心赊账，到2000年时已有赊账近11万元。此时，郑冰又为村民担保了一个15万元贷款的养鸡项目，结果村民拖着不还款，所有债务都落到郑冰身上。

　　郑冰只身前往山东“想办法”，路遇车祸，出院后，郑冰发狠专门照了张照片，“当个教训记住”。“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村民有钱存在银行却故意赊账？关键还是素质问题。”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郑冰开始组织寨子村的妇女跳舞，缺乏娱乐的乡村很欢迎这个“时髦”的活动，两个月后村里80％的妇女都加入进来。2003年正月十五，郑冰发动了几十个村庄的1000名妇女去永济市表演。

　　靠娱乐把妇女组织起来的郑冰开始引导她们学习，一开始是搞辩论会，题目是“婆媳闹矛盾，谁的责任大”，妇女们觉得没话可说，郑冰说那就念报纸。

　　适应了和文字“见面”的妇女开始在郑冰的组织下学习农业科技，随后开始学习中央涉农文件。

　　协会每周二和周五晚组织学习，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一开始担心是作秀，派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晚上过来悄悄看了几次才确信。

　　记者在50岁的祁彩云家看到了她所学习的材料，包括“什么是农村合作经济”，以及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部分。

　　祁彩云已记了几本笔记，她知道温铁军说新农村“人们生活要有幸福感”，也知道中央不让村集体增新债。

　　一些实际作用逐渐显现：村民梁二红贩卖西瓜时被告知要交40元费用，梁告诉对方中央规定农产品运输有“绿色通道”，不许收费。“之前哪知道这个，都是在协会学的。”

　　“在农村，只有先靠娱乐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郑冰所推行的是“娱乐－学习－合作”模式：通过娱乐手段凝聚农民，“先有感情上的互信”；随后组织实用技术培训，接着进行宏观政策学习，“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最后才能谈经济合作，“否则没有基础”。

　　改变乡村治理结构

　　永济市农民协会一个凸显的意义是，它从文化、经济、公共职能等多个角度把农民联合起来，通过各种交错的组织形式，做到了队与队、村与村，直至镇与镇之间的联合。

　　协会在2004年成立的涂料厂由会员中的83个股民合作投资组建，厂长由大家选举产生。协会还组织了诸如手工馍作坊＼棉被小组等合作机构。

　　更重要的是，协会实现了农村中土地的合作——2005年，协会发动会员把380亩土地组合起来搞小麦试验田，协会统一技术指导。然而，到收获时产量却出现了从1100斤到400斤的差异，因为“每个人的管理技术和用心程度都不一样”。

　　重新讨论后大家决定再进一步，协会集中了1000亩土地搞规模化“生态园”。按设想，每100亩土地种一个品种，大家选出了20个种田能手统一管理。协会的目标是把农民分流，“能种田的种田，能做工的做工”。

　　能起作用的不仅仅在经济上，在寨子村，所有会员都被囊括在各学习小组下，定期组织学习，协会还建立了图书室和卫生检查队。

　　生产队之间的界限也被打破，协会把全村分为7个责任区，按照协会副会长李金绒的说法，每个责任区是协会下属的一个综合行政机构，一个责任区选出3个理事长，责任区下分小组，有小组长，协会的所有决议通过责任区到小组然后到会员个人。

　　一个独特现象是，寨子村农户门前的各种标牌大都是协会所颁发，蒲州镇果树协会和芦笋协会也加入了，协会成员从蒲州镇扩大到了临近的韩阳镇。

　　不可避免的是，协会的壮大引发了和一些村干部的矛盾，搞千亩生态园时有生产队队长说协会“把地都收走了”。对队长不满的村民在2005年底又重新选出了一个队长。

　　协会向周边村子发展时也会碰到难题，“我们和当地村委会沟通，协会不是去‘夺权’，而是以经济为核心带领农民闯市场。”郑冰说，一些村主任开始认识到协会的好处，主动要求加入生态园。“我们做的是政府想做但又顾不上做的事。”

　　“协会不是村委会，但谁给老百姓办事谁在村民中就有威信。”副会长任苏串说。她之前是村委会的妇女主任，如今是农民协会下属的妇女协会会长。

　　“现在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就很了不起．”蒲州镇镇长傅岗说。一直以来，农民协会的发展包括合法注册都得到了永济市市、乡两级的支持。

　　不过傅岗直言农民协会和当地村支部的纷争，另一个担心是协会吸收了农民的资金，万一赔了就要政府收拾。他希望能出台相关政策，“比如一个条例，规范协会的发展，很多东西我们基层干部不好把握。”

　　“热情支持，冷静观察。”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对本报记者表示，“农民协会最后是要体现在带动农民致富上，但现在这个还不明显。”协会2004年办的涂料厂因为技术不过关整顿了一年，今年准备重新启动，而规模化生产的千亩生态园也正在实施中。

　　“我们都在摸索，今年将是关键的一年。”郑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