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科研人员，却担负着项目公关任务；他们几乎不在一线搞科研，可往往比任何专家更能拿到大的科研项目。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委员今天说，中国式科研国情——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主管人员拥有太大的资源分配权及项目审批权、项目申请不透明、科研人员待遇和项目挂钩——日益催生了科学界一个全新的职业：“科研老板”。

　　黄尚廉说，称其为老板，是因为他们已经把科研变成了经营，他们的任务就是“跑部钱进”，奔忙于申请项目。

　　他说，这些人中有国内培养起来的科研工作者，也有一部分是从国外回来的，相当年轻，大约在30岁到40岁之间，最多也就是40多岁，他们曾经在科研第一线做出过成绩，可现在他们不再亲自搞科研，他们获得了各种国家级的头衔和荣誉，有一些还成了“863”计划和“973”计划的专家。他们被提拔到一些科研部门的领导岗位，逐步脱离了科研第一线，成为“科研老板”，经常“飞来飞去”，荣誉和头衔成了他们进行公关的必要工具。

　　黄尚廉说，这些人通过不同渠道积累了各种关系，以自己的名义拿到大把大把的项目，可这些项目他们自己并不参与研究，而是层层发包，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同事，有的项目给了自己的学生，然后又把承包项目单位的成果集中到自己的头上，成为拿到更多更大项目的资本。“即便承包的项目在预定的时间里没有大的研究成果，对这些人的生存也不会有影响，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管理松散。”

　　对于这种“新职业”的诞生，黄尚廉很无奈，“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准确地说这些人的存在和做法是好还是坏”。

　　他说，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这些原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好好钻研，能出大成果的科研工作者，这么年轻就放弃了科研，而把精力转移到项目公关上，实在很可惜，“他们的存在让项目申请不公正，不透明。可另一方面，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他们的存在也让部分项目最终能够进行下去。”

　　同样感到无奈的，还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员夏家骏委员，“很多博导、教授正在充当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把通过关系拉来的项目，给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去做，出了成果自己署名，两边都不耽误。”“我敢说，给这样的人布置一篇论文，哭爹喊娘可能都弄不出来，他们早已没有这样的心思和精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委员，是某研究所所长，他表示：“这样的人在单位往往还比较吃香，没有他们，很多项目的确无法拉来，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黄尚廉委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凡是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拨款、督察、验收、评价、审计等工作，分别由相关科技管理部门、财政部、责任专家、国家法定计量测试部门、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以及国家审计局组织实施。”

　　他解释说，凡是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立项，应该聘请德高望重的国内外同行专家参与。专家们按照立项要求，独立地对项目提出评审意见，并实行无记名投票。专家在受聘期间，不得申报涉及这个项目的相关研究课题，以杜绝专家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既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的弊端。

　　在科研经费上，重大项目一旦立项，财政部直接将研究经费分阶段拨给项目承担单位。项目执行过程中，主管部门聘请责任专家督察，专家应当经常到研究现场调查进展情况，写出评估报告，专家应对评估报告的正确性负法律责任。财政部根据报告情况，作出继续拨款或者减少甚至停止拨款的决定。

　　项目最终完成后，根据项目性质，由中国科学院或者中国工程院组织同行专家进行最终评估。另外，在国家层次的奖励类别上，逐步过渡到只保留几个最高奖项，其他奖项全部取消。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