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录生同志是位学者,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他又是社会活动者,历任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主委、民建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本届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他有着学者的本色,又有着关注现实、参政议政的执著精神。深厚的学养,是他参政议政的优势;而从政的丰富经验,又使他的理论研究更切合实际,富有针对性。治学与从政,两者往往难以得兼,在他身上却显得相得益彰。他在去年出版的《诤言》一书,印证了这一点。眼下,摆在我面前的《贵州的“三无”与环境》书稿,又是一个生动证明。

　　我与录生相识二十多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是我们《贵州日报》的支持者,常给我们理论版赐稿。他与报人们有着密切交往与业务切磋。后来,他政务繁忙,我也从办报岗位退下,彼此接触较少,但仍不时从报端读到他的新作。日前,他携新著书稿清样见示,并嘱作序。我以两天时间,通读一过,方知作者兴趣广泛,涉及诸多领域,触类旁通,多有新见,而贯穿全书的则是情系贵州拳拳之心。正如他在前言所云:我生在东海之滨,大学毕业后来到贵州,至今已快半个世纪。虽然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但对贵州这块使我成长的土地则别有一番深情。

　　这是一个客籍学人扎根贵州,以宽阔眼光与视角看贵州的书。如果说,《诤言》一书凝结着他胸怀大局,立足贵州,孜孜致力兴黔富民的深情与灼见;那么,这本新著则近似《诤言》的诠释与背景,反映出作者平素所见、所闻、所思、所爱、所忧、所喜,那是他之所以能够建言献策于“庙堂之高”的根,是他那一篇篇“诤言”的源。

　　本书把“情系贵州”一束文字,列为卷首,大约是为了突出全书中心。读了其中的多篇散文随笔,我发现作者对贵州的至爱不仅仅停留在朴素感情的层面上,而往往更带理性思考与包含文化意蕴。时代已进入21世纪,我想,今天我们在赞美贵州的同时,应该更理性认识贵州,更用心呵护贵州,更科学地发展贵州。这方面,我认为《贵州的“三无”与环境》一文,给我们展示了一种现代思维方式。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去为“天无三日晴”辩解,却换了一个思路,惋惜“由于自然环境的变化,小气候也随之变化,‘天无三日晴’开始成为历史”,因此,呼唤“原本意义上的‘天无三日晴’如能重现,那将是件大好事。”作者又看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原来“地无三尺平”的穷山沟,正在由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于是,希望数十年之后,总有一天人们会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户贫”来赞美贵州。这是作者对贵州的真正的爱与保护,涉及的是贵州如何走自己独特的可持续发展路子的大问题。又如《黄陵祭祖与三祖文化》一文,作者从参加黄陵祭祖盛典,谈及“全国首届涿鹿炎黄蚩三祖文化研讨会”,以及海内外捐资在涿鹿建“黄帝殿、蚩尤祠”。由此联想到我省台江县有苗族起义领袖张秀眉像,而没有听说贵州的什么地方有蚩尤像,作者认为蚩尤文化是很有特色的,蚩尤文化要到哪里去找?我看应该在贵州找。一个浙江籍的汉族学人,想的问题很让我们黔人开窍。类似文章还有《三门塘遐想》、《伟大的‘文军’长征》等篇什,都有不少新意,体现了作者对贵州的深思炽爱。

　　本书的文字,既非文学家之笔,亦非新闻记者之笔,实际上是一个学者兼官员的有心人从事繁忙社会活动的副产品。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党政官员见多识广,走的地域很宽,接触的人也多。如果把他们所见所闻所感,形诸笔墨,应该比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更有独特价值。古代留下的许多笔记、信札、日记,储藏了大量的正史中所缺少的第一手资料,现在已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的宝贵文献。它与史志一样,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价值。可惜,现今社会生活节奏迅速,信息爆炸,许多人席不暇暖,似难握管做文。因此,许多信息资源、智慧资源、史料资源,甚至文学创作资源,往往流失了。留下的多半是干巴巴的公文,或假手幕僚整理的第二手、第三手文字,这是一种文化损失。外国达官贵人退休后往往写许多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录。周恩来同志曾提倡政协委员写“三亲”文章。人们与其事后采撷“明日黄花”,何不朝花夕拾,乘兴多记多思多写新鲜文字,留存也好,传世也好,选编出版也好。所以,我读王录生书稿,非常佩服他的敏锐强记,善思勤笔。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学识基础厚实,又有更多参照系纵比横比,所以,形成的文稿,或游记,或考察,或杂感,每有自己独到之处,而这些感受往往又与思考贵州省情、关注贵州工作密不可分。书中这类例子很多。比如,他参观湄潭的浙江大学抗日时期西迁历史陈列馆,想到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应该写一写浙大西迁的故事,如果有了这方面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它的影响将比《围城》更大。文章末尾意味深长地写道:希望“看过《围城》的人都能到浙大西迁陈列馆去看一看。”读文至此,不由让我想到钱钟书为什么写了《围城》中那么多消极面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如竺可桢等在抗日时期那么高大的形象,为什么没有纳入大师们的视野呢?!又如,作者在参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时,捕捉住义乌市把“鸡毛换糖”塑像作为城市标志,竖立在街头这一细节,回忆童年时只要听到拨浪鼓一响,就知道“鸡毛换糖”的义乌人来了……这些信步即景遐思,让人看到今日的市场经济与历史传统渊源的联系。在怀人的那组文字中,写王炳俊那篇,文字不多,感人至深。作者与王炳俊既是同乡,又同样是终身扎根贵州的知识分子,所以写出的怀念文章更觉朴实真切,情感深沉。在纪念民建老会员、香港黄佩球老人的两篇文章中,作者记述了亲自经历的黄先生在贵州贫困山乡办学的极其感人的事迹,并把黄佩球希望小学50所名录清单作为附录一一详列。文中摘引了黄佩球老人及其子女的信件原文,如像来黔助学“交通住宿铁定自付,不能使用先父留给希望工程的一分一毫”,“不要安排宴会”,“不要安排记者采访”,“一切费用要付”等等,为今人和后人保存一份多么珍贵的史料。

　　诗言志,文载道。“志”和“道”是诗文的精魂。没有魂,所有笔墨都将成为文字游戏或自我欣赏。有些人的文章是用笔写的,有的人文章是用心铸的,用实践甚至用生命写就的。我辈凡人,达不到后者的高境界。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看,王录生的许多文章都是实践的产物,也是他真情的反映,这是最可宝贵的。至于文字本身,也颇有自己风格,朴素、直爽、生动、自然、不矫情,不刻意雕琢,这是学者之笔,也是平常心之作。拜读书稿,写这些感想,见仁见智,留待读者去评正吧。

　　作者：刘学洙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