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蔡伟

　　乔燕和女士安静地在大厅里等待了一小时，直到约定时间到了，我们才发现彼此几乎对坐了一小时。她说自己一定不会迟到。作为乔家第七代后人，乔燕和虽然一生也没涉足过祖上曾经辉煌两百余年的商业经营，但家族最为看重的“信诺”却似乎与生俱来。虽然已经63岁，却显得精致儒雅。生在天津、长在北京的乔燕和有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昆曲讲究的是水磨腔，这柔软婉转的声音和处事泰然的气度，也许是近50年投身梨园浸淫昆曲，一点点磨出来的。

　　虽然祖上最辉煌时候拥有上千万两白银，但她说自己从没看见过一锭银子，说这话时候，眼神里没有一丝遗憾。她说她直到1990年才和离开乔家大院50多年的父亲第一次回老家。乔家大院并不是乔家拥有过并失去的唯一家园，从民国年间开始，乔燕和的祖父乔映霞为了让后人接受更好的教育，把他们送离祁县，半个多世纪里，乔家先后迁徙到天津、上海和北京。无论是今天的乔家大院，还是当年在天津的洋楼，虽然都已成为过去，但都留下了家族的印记，唯独最初在北京的住所，位于今天司法部街的院子，家族中最受尊敬的祖父乔映霞1956年在那里故去，而这院子也因1978年拆迁，和故去祖父一样永远消失了。

　　曾经在清末民初叱咤商界的祖父乔映霞在这所院子度过了他最后寂寞的晚年。时代的变迁，让他重振晋商的理想最终无法实现。好在寂寞中也有美好回忆:“那时候每当国庆节，北京都要在几个地点燃放焰火。我们家位于司法部街的院子内正好是燃放地点之一。”形容起当年那些年轻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燃放筒，将震耳欲聋的烟花放到高远的天空，乔燕和似乎还记得当年家中院子里弥散着的呛人气味。“要知道，那时候北京国庆夜晚天安门上空的美丽烟花，就有一些是从我家院子里飞起来的。”乔燕和说，“不过其实只有待在远处，你才能真正看到它的美丽。”

　　乔家第七代 乔燕和

　　1943年出生在天津的乔燕和属羊，她说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读到初中却开始为数学不好而犯愁。出身显赫商人世家数学却不灵光，乔燕和说自己当年“总被三角几何之类的东西搞得心烦意乱”，到底焦虑到什么程度？反正她用一种逃避式的先斩后奏为自己的人生事业做出了选择。那是1958年9月的一天，乔燕和刚刚15岁。那天她带着弟妹到西单看电影《天仙配》，恰逢当时新成立的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成立后，当时在西单）招生。

　　“北方昆曲剧院是当时周总理为保护昆曲艺术倡导建立的。我看到后就把弟妹安排在一边，偷偷跑去报考。我记得先后考了三次，后来两次就是我自己偷偷去了。”当时的考试要求可以说和昆曲一点都不沾边，而那时的乔燕和甚至连京剧都没有听过，“我记得我弹了钢琴，唱了首歌，没想到有一天竟然得知自己考上了”。

　　在家教甚严的乔大家族，听戏从祖上乔致庸时代就明令禁止。为避免子弟玩物丧志，乔家历代严禁在家唱戏，甚至用店规禁止店员看戏。乔燕和至今记得自己当时面试时唱了一首苏联歌曲《小路》。两年后，她被“昆曲大王”韩世昌先生收为入室弟子，后来成为北方昆曲剧院著名的昆曲演员。

　　直到乔燕和被北方昆曲剧院录取后，这件事情才被家人知道。“当时那真是翻了天了，我们家所有人都反对，你想，我们家当时是连戏都不让听的，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去当戏子？”好在从小在家里备受宠爱，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的父亲的理解而产生转机。“我的父亲是上过洋学堂的人，过去昆曲的许多著名曲目，比如《牡丹亭》、《西厢记》、《窦娥冤》，他都知道。”

　　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后来就跟家里人说，昆曲和京剧还是不一样，昆曲对古典文化的素养要求很高，燕和既然喜欢文学，就让她去吧。乔燕和也用自己的努力迅速改变了整个家族对她人生选择的态度:“我1958年9月考上昆剧院，第二年1月就初次登台演出。之后报纸上时有关于我演出的小小报道，很快让家里人改变了对于我投身昆曲的态度，除了九大妈还是想不通，别人都觉得，这孩子干得不错啊。”

　　乔燕和还记得那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正是昆曲《双下山》（一出与《思凡》同题材的昆曲经典曲目）。

　　乔家第五代 乔映霞

　　乔燕和的祖父乔映霞，是乔致庸的孙子。乔致庸有6个儿子，他最后看中三儿之子乔映霞的能力，于是乔家再次出现隔代掌门。19岁，乔映霞就从乔致庸手里接过乔家的事务。

　　乔映霞早年也受过多年家塾教育。乔燕和说，祖父的少年时期正值康梁维新变法风靡一时，因此他对康有为、梁启超非常崇拜，对西方文化也非常倾慕。乔映霞曾经在老家祁县乔家堡创办私塾、小学堂，创办童子军，还聘请了拳师，向乡邻子弟传授国学、新学和武学。乔燕和特别指出，《大红灯笼高高挂》虽然借用了乔家宅院，但故事与乔家毫不相关。与苏童小说《妻妾成群》全然相反，乔映霞制定并严格执行所谓“六不准”的家规:“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虽然乔家在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但乔映霞对孙中山却颇为推崇，还参加了同盟会，在祁县积极提倡兴办教育，改革陋习，并在民国二年被选为祁县第三区区长。后来甚至为了禁种鸦片，在威吓聚众反抗的农民时行为过激，不慎打死一人，被多方官员敲诈而逃往天津法租界避难，并在后来将家人搬迁到天津。

　　无论是乔燕和还是武殿学、朱秀海等人都公认，乔映霞是乔家继乔致庸后最有光彩和能力的。“早在青年时住在老家乡下，别人都是长袍旗袍，我爷爷早就穿着西式衣裤了。那时乡下的中国人都还穿缅裆裤，大家都笑话他穿着个裤子站着尿尿。”民国五年袁世凯死后，乔映霞终于摆脱命案的阴影返回老家祁县，开始专心整顿家族事业。在对包头复字号，祁县大德恒、大德通等商号大力整顿后，乔家的生意迎来了最后的辉煌。

　　乔家另一位后人对记者说，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小时候，曾在一本50年代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上看到过对乔映霞和乔氏家族在天津商业界的介绍。多年来，乔氏家族在清光绪十年创办的大德通票号一直设在老家山西祁县，后来迁往北京，并在全国另设分支机构40多处，主营汇兑业务，兼营存放款业务。由于天津分号地处当时北方最繁华的通商口岸，因此全国40多处资金调拨均由天津分号办理。1915年后中国商人的票号迅速衰败，到1921年，更仅有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硕果仅存。

　　当年大德通收缩各地分号，仅留天津一处改为大德通银号继续营业，此银号在30年代又改为钱庄，持续经营到1948年。这座位于今天天津赤峰道74号的大德通分号和乔家旧址，正是乔燕和的出生地。这栋建于20年代的西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是乔映霞在1930年购入的。“当时一楼是乔家的大德通分号，我们家就住在二楼”，乔燕和说。而在不远的赤峰道78号，正是张学良在天津的旧居。

　　今天的赤峰道74号大德通分号旧址上还写着“乔铁汉先生旧居”。乔铁汉是乔燕和的大伯。1938年日军入侵山西后，乔映霞把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和大伯乔铁汉——在乔家大院出生并长大的最后一代带到北京、天津等地。200多年历史的山西商家乔家，终于离开了创造了显赫历史的家乡，把根扎向了大城市。

　　乔家第六代 乔铁民

　　乔燕和回忆说，乔氏家族特别注重教育，她的父辈一代就有许多就读于知名大学。父亲乔铁民年轻时在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工商学院附中等学校。乔燕和说，父亲在读书时就已经出任了大德通银号的董事长。高中毕业后，乔铁民前往北京辅仁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现居天津的刘增褫先生至今保存着1939年原工商学院附中(今实验中学)1939年高中毕业同学录。上面还留有当时只有20岁的乔铁民的标准像。

　　今年85岁的刘增褫先生是乔铁民当年在工商学院附中的同学。而乔铁民当年的另一位同班同学董铁生先生回忆，工商学院附中当时是一所法国私立教会学校，红学家周汝昌、音乐家沈湘等人都是他们的同班同学。刘增褫的同学录里仅有一张乔铁民的标准像，他没有留下和其他同学的合影。在那张身着西装、打着领带、梳着西式分头的年轻人的照片边上，乔铁民引用辛弃疾那首著名的《贺新郎》中的一句作为自己给同学们的留言:“知我者，二三子。”

　　乔燕和说，父亲是一个沉默内向的人。

　　尽管乔映霞长袖善舞，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动荡和衰微，让乔家的票号和商号最终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山西商人的产业一样纷纷倒闭。1860年后，中国和俄罗斯签订条约，俄国商人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境内买茶叶，由于俄罗斯商人在中国享有比中国茶商优越得多的特权，晋商的茶叶生意迅速萎缩。乔家此后主要依仗的票号汇兑生意，则因为辛亥革命而迅速衰败。

　　“辛亥革命爆发后，武昌第一个被抢的大商铺就是乔家的。由于国家动荡，乔家的许多欠款无法收回，而为了保证信誉，欠别人的钱却要如数还清。很快乔家在江南的票号就全数关张了。”朱秀海说。

　　长江以北的生意，尤其是包头的复字号是乔家创业和立业的根基。但朱秀海说，1924年冯玉祥和吴佩孚打仗退到绥远和包头地区后，乔家最后的致命打击来临。“他们要求当地商人支援军饷。乔家当时一次被要走了50万吨粮食，加上其他实物现金总共约合150万银元。从此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一蹶不振，200年的商业根基彻底动摇。”朱秀海说，“第三个打击来自日本人。日本人打到包头后，把残存的几个乔家商铺收走，最后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当作伪产接收。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虽然包头不少商铺重新营业，但是乔家的复字号却已经无意经营了。”

　　尽管如此，乔家的恩泽还是绵延很久。朱秀海说:“日本人入侵后，许多乔家的掌柜和伙计一直都不走，他们相信日本人一定会离开，他们也相信一切都会过去。”1948年，乔铁民在天津解放前把全家人生活了近20年的赤峰路房产售出，辗转上海后又回到天津，很快移居北京。但乔家没有忘记追随多年的掌柜伙计。包头市图书馆地方资料室李海龙先生说，在刚解放的1950年，乔燕和的父亲乔铁民多次派人前往绥远包头清理结算乔家的复字号产业，并在当年冬天在包头把油房、面铺以廉价让给职工接办，把大部分房产平价出售给国家使用。李海龙说，1952年乔家清理家产时，乔家的下属都得到很好的安置。乔家从此与乾隆年间就创办的复字号脱离关系，而直到1953年春天，开办了200多年的乔家所有产业才全部清点完毕。

　　乔燕和说，当年叱咤风云的祖父乔映霞，在40年代后期因各方面的压力和变故，得了间歇性精神病。乔燕和还记得小时候和爷爷在一起的情景:“他给我的印象是不怒自威。”乔映霞一生充满理想，但最终对于乔家商业的结局却无能为力。乔燕和记得解放初期家庭已陷入困顿中。“当时我父亲一度没有工作，家里人全靠吃股息生活。”到后来股份也没有的时候，乔铁民开始在北京从教，先后换过好几个学校，最后在崇文区李村小学搞总务。“我父亲身体不好，但他对工作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尽心尽责。从小到大，我们家没有一根学校的铅笔和带有学校抬头的纸张。”

　　尾声

　　作为一个延续至今9代人的家族，3代人的命运也不是一个容易说得清楚的故事。乔燕和先后点燃了好几支烟，她说:“这毛病不好，都是‘文革’留下的习惯。”1966年3月，乔燕和所在的北方昆曲剧院被撤销，仅留一个演出队保留在北京京剧团。“文革”中，北方昆曲这个剧种基本上不复存在。乔燕和说，吸烟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重新恢复建制，北方昆曲得以复苏，乔燕和重新开始了演出生涯。她所在的北方昆剧院也从西单搬迁到南城，然后再次搬迁。

　　乔燕和说，当年父亲和兄弟姐妹们就希望让她写一本有关自己家族历史的书，把祖先艰难创业的历史告诉后人。其实她自己的故事也像她演绎过的那些曲目一样曲折，但她似乎不愿多提。属羊的乔燕和至今她还在北方昆曲剧院带学生。回忆起当年告别舞台，她说自己其实还有能力再唱，但因为学的是旦角，扮演的是年轻的女子，“要给后面的年轻人机会”。1990年，乔燕和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曲目是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春香闹学》。乔燕和似乎更在乎晋商精神的传播，对于上代人的某些人生经历和悲剧，她似乎都有些顾虑难提。“上辈人的有些事情也许还是先不说的好，有些事情，也许要等我们这一辈人过去了才好说。”乔燕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