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

　　两派交锋激烈不乏人身攻击

　　在巩献田的公开信发表之后，持正反观点的两派的交锋就公开化了，双方的言词都异常尖锐。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教授说，不懂民法的人应该等学懂了再提意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进一步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主张以倒退的办法来解决一些问题，“他们抓住这些偏差，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企图否定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企图将历史拉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

　　巩献田没有退让，他进一步声明：“我不是没有‘懂’你们的草案，只因为我看‘懂’了，明白了你们某些人的主张的真实意图，而最可恨的是我很不懂‘事理’地明白而直接说出来了！这下可惹火和激怒了你们！引起了你们的‘愤慨和震惊’，你们才声讨我！”

　　在互联网上，挺巩（献田）和反巩的网友也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双方互相指责，其中不乏人身攻击之语。

　　而在学界，支持《物权法》和反对《物权法》的学者也逐渐形成不同的派别，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更加剧烈，以至于他们有时无法容忍对方的存在。媒体工作者赵静有过一次和几个所谓的“左派”学者进餐的经历，他惊讶于他们对市场经济学者的称谓：丫们是傻Ｘ。

　　2004年11月21日，在北京三味书屋召开一个研讨会上，险些出现肢体冲突。经济学家左大培不顾主持人的劝阻，频频打断发言者的谈话，批评其他与会人员的观点。一个以“理性、建设性”著称的经济类媒体记者突然站起来，叫左大培“滚出去”，会场中立刻有人附和。左大培在工作人员的极力劝阻下，愤怒地退场，会场险些变成武斗场。

　　一些鼓吹市场经济的学者，也试图钳制左大培等人的言论自由。

　　《经济学消息报》总编高小勇曾因刊登了左大培的一篇题为《鼓吹通货膨胀与经济学家的利益驱动》的文章，惹恼了一批人。“我打电话到一位经济学家家中，他很不高兴地说，有四个人给我打电话了，还不是一般的人，说你们报纸把经济学家骂了一通。后来说了一阵，谈不下去，我把电话摔了。”高小勇撰文回忆说，“后来，在山西出差，与知名经济学家晓亮在同一卧铺，他神情不屑地透露，在一次经济学家圈子的聚会上，提到报纸发表的左大培文章，有人建议大家不要给消息报投稿，会议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参加。”

　　“即使是在同一派别之间，意见也常常相差很远。”杨帆对记者说，“我虽然和巩献田是一个阵营的，我也反对《草案》，但我不同意他‘姓资姓社’的表达方式。”

　　背后

　　关于改革成败之争此起彼伏

　　左大培等人的言论阵地的确在收缩，他们逐渐失宠于传统大众媒体。同仁杂志也越来越少，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块新的阵地：

　　互联网。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观点，现在也多从网络上传出，这显示出他们日渐边缘化的处境。

　　不过，近两年形势逐渐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旗帜网评论员红木撰文称，至2005年年末，他们抓住有利时机，站出来战斗了四个回合，均取得了圆满的胜利：第一次是2003年修宪，结果是，在当年修宪中并未强调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二次是2004年郎咸平炮轰顾雏军旗下的格林柯尔系，导致国资委宣布“大型企业不准ＭＢＯ”；第三次是2005年7月15日，经济学家刘国光剑指“领导权”问题，指出在高等教育中西方经济学越俎代庖，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事实上占据了主流地位；第四次，就是巩献田反对《草案》的公开信事件。

　　他们中的部分人士，认为改革已被主流经济学家所误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就撰文表示，“市场化误导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方向”。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引起了一些支持市场化改革的学者的注意。

　　2006年2月，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在网上发表文章《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不无忧虑地表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有关改革开放的第三次争论。关于改革成败的争论此起彼伏。韩德强总结说：“最近，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出阵者大都是重量级人物，但双方的追随者都阵容庞大，从会议打到网络，从网络打到报刊，令观者惊心动魄。”

　　焦点

　　《物权法》为国资流失开后门？

　　反对《草案》者，最关注的是国资流失问题。类似的争论在此前“私产入宪”时就已甚为激烈，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对国资流失的质疑达到高潮。

　　“有人在2004年修改宪法时没有完全达到的目的，妄图在制定《物权法》的时候来达到。”巩献田在公开信中这样说。虽然文字有些不通，但他还是表达出他要说的内容：《草案》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全国每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和重点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

　　《草案》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反映出的根本倾向，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中国的国企改制弊端凸显，很多人因此一夜暴富。就连一直为中国私企群体辩护的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也承认私企的“原罪”，只不过他希望政府对之赦免。这也正是他和批评者们认识不一的地方，后者从未打算放过这些非法暴富阶层。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晓青在批评《草案》时，特别提到第111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即时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杨晓青认为，这一规定将使国企的原所有权人（即全体人民）无权直接向受让人中的得到违法财产的犯罪分子索回公共财产。

　　杨晓青的观点颇有信众。《中国青年报》在2006年3月2日刊发署名郭松民的评论《〈物权法〉别为侵吞国资留后门》，即有共鸣之处。“明明是‘恶意取得’，根据这一条款，却会被界定为‘善意取得’，这在本质上和张维迎教授的‘赦免原罪’没什么两样，但却比‘赦免原罪’更隐蔽、更有效、更理直气壮。”郭松民在文中说，“我想，在人民大学参加研讨会的‘顶尖民法学者’，是不可能不知道‘第111条’的意义和后果的，但他们却很奇怪地对此避而不谈，而是抓住巩献田公开信中一些不太恰当的意识形态话语狂轰滥炸，给人避实就虚之感。也许，民法学家们太想要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了——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是中国的现实告诉人们，问题的解决不能一蹴而就。”

　　《草案》的起草者之一王利明认为，第111条规定并无不妥，各国都存在善意取得制度，都优先保护善意的买受人，目的是保护交易安全，关系到市场健康发展。

　　不过这种观点即便在《草案》的起草者当中，也很难达成共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主任梁慧星研究员则认为，不动产不应适用善意取得，而动产所有权人如果要求返还原物必须得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在法定期间内，被害人未提出返还原物前，赃物的所有权归属善意受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