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让“责任到人”

　　如果说原大鹏证券董事长徐卫国等一批高管在去年被警方采取措施还只是“问责个案”的话，那么警方近日对南方证券高管的大规模司法行动则表明，被市场期待已久的“券商高管问责制”，正进入“制度实施”中。

　　“前几天，我们还和阚治东在一起吃了顿饭，没想到过了几天就被深圳警方来人带走了。当时，包括阚治东自己，我们都以为没事了。”一位同阚治东熟识的朋友对记者说。记者采访发现，对于阚治东的被拘，不少人表示出乎意料。

　　显然，从问责的角度来看，这些意见只是情绪化的表达。毕竟，在没有厘清具体责任之前，跟事件相关的高管，是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常常是这样，一旦出了事，那些老总们都感觉跟自己没有关系，没有人对事情负责。结果国家和老百姓承担经济损失，企业承担法律责任，就是企业老总没事。国有的证券公司尤其如此。”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海峰律师说。

　　事实上，在南方证券开始进入重组程序时，不少业内人士就对“高管问责制”能否落实在“南方”表示将信将疑。“对高层的审计已经完成，没有证据证明个人有问题———最终还是没有人负责任。”央行金融稳定局一位官员当时对《财经》杂志的记者如此表示。

　　“‘南方’出了那么大的事，如果不找出责任人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对未来的券商管理也十分不利。”孙海峰说。他认为，如果责任人不被追究责任，他就不可能负责任地做事。“‘券商高管问责制’，就是要让责任落实到人。以此为警示，改变证券公司高管‘不作为、乱作为、无作为’的状况。”

　　厘清责任不能“一锅煮”

　　业内人士也反映，南方证券“沉疴已久”，高管问责须“除恶务尽”，真正厘清责任，落实到人，不能一锅煮。“否则很难真正发挥警示效应。”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高管说。

　　平心而论，当曾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的刘波出任南方证券总裁时，南方证券虽然在投资非证券类资产上存在不少问题，但公司还远未病入膏肓，自营规模尚不够大。然而，当刘波由市场组织方的管理者摇身一变为市场参与方的管理者时，南方证券仿佛于一夜之间在证券二级市场找到了“感觉”：不但迅速扩大了自营规模，还大规模地推出资产管理业务。

　　南方证券凶悍的坐庄风格在1999年“5·19行情”期间的虹桥机场（600009，现简称：G沪机场）操作上表露无遗。那时虹桥机场每天的股价走势犹如一只高高飞舞的“风筝”，一路飘红。这令南方证券在市场上声名鹊起，一时间，南方证券的自营股票成为市场跟风的目标。许多机构都争着把钱交给南方证券“打理”，公司也在2001年借机进行了增资扩股。但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切不过是回光返照。

　　在长达4年的熊市中，停顿的投行业务和亏损的经纪业务，断绝了南方证券仅有的盈利来源。在找不到盈利模式的迷茫中，南方证券不得不企望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来做高股价，挽回巨额亏损，最终却越陷越深。“一个好公司就这样在长期的风雨飘摇中末路狂奔，终于不能自拔。”一位曾长期在南方证券投资银行部供职的人士如此叹道。

　　最终在于建立良好券商环境

　　一家曾经在股市上叱咤风云的实力券商，竟同时让三位证券界元老折戟沉沙，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一位原南方证券的高层人士告诉记者，2001年后，公司上下便一直都在努力脱困，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无奈天不遂人愿，行情不断走低，只能眼看着公司亏损越来越大。

　　长久以来，由于证券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券商的盈利来源主要限于经纪、投行、委托理财和自营等业务，这些业务与行情的涨落有很大关系，当行情高涨的时候，券商的日子会很好过；但当熊市来临，券商的境遇便每况愈下。券商被调侃为“靠天吃饭的农民”。

　　一位业内人士说，到2002年阚治东出任总裁时，南方证券已经是积重难返。阚治东继续着前任的操作手法，其结果不但挽救不了南方证券，反而在熊市中加速了南方证券的灭亡，最终把自己也陷进去了。

　　现任东方证券财务总监的杨玉成认为，表面上看，南方证券关闭，三任总裁被刑拘，是公司违法违规经营所致，是他们咎由自取。但换个角度看，三任总裁也是券商单一盈利模式的受害者。杨玉成表示，如果券商盈利模式单一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未来还会有其他证券公司及其高管会被迫走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违法之路。这是开铡“券商高管问责”时，必须同时开启的重要课题。（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