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达林本报昨天报道，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功民提出了建立“安乐死”合法化试点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也提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人心所向。这些话题再次将安乐死这个复杂的难题摆上中国的立法平台。

　　从法理上分析，生命权作为公民的最基本权利，应当包括对生命的自决权和生命不受他人非法侵害权两方面内容。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对生和死的自由选择都应是天赋人权的组成部分。1976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安乐死的讨论会”，宣称要尊重人的“尊严的死”的权利。在当今这样一个权利神圣的时代，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时间和死亡方式的权利，不仅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也符合立法的终极意图。当垂危者面对极其低劣的生存意义与保持生命尊严的选择时，赋予其选择“优死”以维持生命尊严的权利，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赋予垂危不治病人以“死亡自决”的权利，这是立法尊重生命自由权的体现。

　　但另一方面，安乐死一旦合法化，会不会为医生掩盖工作失误、推卸事故责任提供方便？在我国，只有人民法院才能根据法律合法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安乐死要合法剥夺病人的生命，必须要求有一个像法院一样具有权威性、中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的医疗鉴定机构去对垂危病人的情况进行鉴定，要求一个完全人道、公正的医院（医生）为合乎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然而，我国现行的医疗鉴定体制和医院（医生）的职业道德现状，很让人怀疑他们能否胜任实施安乐死的工作。人们更为担心的是，安乐死合法化会不会为诱人自杀、迫人自杀、他杀等犯罪行为提供合法的借口？历史上各国发生的借“安乐死”之名杀人的案件并非罕见，实践中如何断定实施安乐死确是病人的真实意愿？如何判断病危者要求安乐死的意思表示是没有被他人诱惑或者胁迫？这些都成为立法选择“沉默”的缘由。

　　如何破解立法这种“两难”困境？笔者认为，推行“安乐死合法化试点”，不失为一种折中式的有效出路。

　　由于我国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平原与山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医疗条件和道德观念仍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进行统一立法规范，那无论是对病人“临终”情况的判定，还是对实施安乐死具体方法的选择，都将在不同地区存在极大的差别，安乐死也可能因这种不一致的地区差别而失去它的合理性。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公民对安乐死的认识和需求是与其所处地区的发达程度紧密相关。在供求关系上，发达地区对立法的诉求更为迫切，且这些地方的医疗条件也更为适合实施安乐死。基于此，我们可以先在经济发达、医疗先进、观念开放、私下实施安乐死较多的地区开展地方暂行性的立法“试验”，根据当地情况，对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审查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具体规范，并根据实践试行情况作出立法调试。这一方面可以满足一些地区对立法的极度需要，另一方面能为以后全国统一的立法积累经验。从立法难度和技术上讲，这种“试点”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更小的风险性，有助于引导和完善我国的安乐死立法，从而确保安乐死这把“双刃剑”能真正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