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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作《母猪女郎》惊世骇俗反讽现代社会，中译本近日将再版 《母猪女郎》已经流行了近十年，玛丽看上去还是那么叛逆。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本报讯（记者张璐诗）十年前以寓言式幻想小说《母猪女郎》风靡法国的作家玛丽·达利耶塞克（MarieDarrieussecq），日前来访北京，3月8日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法国文化中心举行了讲演。其成名作《母猪女郎》近日也将由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公司再版。
《母猪女郎》是玛丽的处女作，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漂亮姑娘变成母猪的故事，充满了荒诞与反讽的意味。作者将现代社会的隔离与异化以童话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该书在1996年出版后风靡欧美，35个国家购买了版权，在法国创下了销量25万册的纪录，成了当年的第一畅销书，并曾打入龚古尔奖最终入围名单。
1998年该书由深圳海天出版社引进出版，引起了中国文坛的关注。玛丽被译成中文出版的作品包括了三部：《母猪女郎》、《晕海》和《幽灵》。其最近的作品《家乡》则于去年年底出版。前日，玛丽在法国文化中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作家对话
达利耶塞克：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我不是畅销书作家
新京报：你曾写过一篇论文“自我幻想小说———非严肃的文体”。幻想小说《母猪女郎》算不算是一本严肃的作品？
玛丽：《母猪女郎》不是自我幻想小说，是纯粹的小说。
我认为这是本严肃小说，因为里面涉及了严肃的话题，我曾把这书称为是“给别人看的小人书”，这是一本寓言。
新京报：当你在幻想中写作时，更关心的是自己还是社会？
玛丽：我写的论文跟我写的小说很不一样，就像我分裂成两个人，一个给学术研究，一个给想像和小说，两者截然分开，没有相似之处。
尤其在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女性的身体在社会中的形象。
新京报：《母猪女郎》获得了旋风式的成功，但在这以后你写的一系列小说，像《晕海》、《幽灵》，都反响平平。去年年底出的新作《家乡》似乎少了隐喻心理状况的笔法，而有回归到起点的迹象。
玛丽：《母猪女郎》的成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当时我还小，只是刚开始写小说，也不认识文学界、出版界的人，又没有钱。但在这本书的销量在全世界达到100万以后，我意识到在写作上完全可以自己做主，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清醒的人都知道，这种一鸣惊人的成功只可能有一次，因此在《母猪女郎》之后我并没有着意去寻找另一次“一鸣惊人”。
新京报：可是因为《母猪女郎》，大家都把你看成是畅销书作家。
玛丽：我不是畅销书作家，这是大家的误解。
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既然成功在意料之外，然而在《母猪女郎》出版十年以来，还不断有法国读者、批评家、社会学家分析这本书。你想过为什么书会这么热吗？是不是因为够惊世骇俗，刚好迎合了喜欢惊世骇俗的法国读者的口味？
玛丽：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这本书里触及了社会中的某种焦虑，是关于女性的角色的。当时法国老百姓正举行大罢工，反对政府取消医疗免费的社会福利，罢工举行了三个月，整个法国的上空弥漫着愤怒与兴奋———游行之余，大家不断开狂欢派对。而我当初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像一块海绵，无意中接收到这种来自社会的震荡，并迅速记录下来，再散播出去，然后拿到书的大众，就像一直等着书出来般如饥似渴。
新京报：你也愤怒吗？
玛丽：我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很多社会问题只是在观察。不像很多作家，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萨特，自己会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期望对改变社会有所作用。我没有介入，我想作为一介文人即使终究能改变社会，也需要太长时间。
在某些方面我也会积极参与，像呼吁女权主义和堕胎合法化，后者在法国没有问题，但在欧洲很多国家，像波兰、葡萄牙、爱尔兰，女性都还没有这个自由。我虽然是法国人，但我视欧洲为我的家。
新京报：也就是你倾向于欧洲一统了？你的家乡北昂（Bayonne）有“火腿之城”之誉，你也说过这个小城对你的写作影响很大。新出的小说《家乡》跟北昂、跟你称为“家”的欧洲是不是有联系？
玛丽：《家乡》说的是一个人背井离乡、后来又回到了家乡的故事，这个家正是我的家乡———既属于法国也属于西班牙。在小说里我用了孕妇做比喻：还没出生的婴儿也有一个“家乡”。这是部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北昂很小，我十几岁的时候老梦想到巴黎这样的大都市去；我也喜欢给我“世界尽头”感觉的地方，这些地方适合冥想。我倾向于欧洲统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二战后我们家就被拆散了，欧洲各国之间有很深隔阂；二来如果欧洲统一了，我去探望伦敦的朋友买票就会很便宜，到处旅行都会很方便。
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
新京报：你刚提到女权主义。从什么意义上你是女权主义者？
玛丽：比如说在家里，我跟丈夫的分工一半一半，他一样要洗衣服、做饭、给孩子换尿布。并不是所有的法国家庭都像我们这样的。争取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希望我女儿将来跟我的儿子在社会上享有同等的待遇。在我的写作中当然也渗入了女权主义的思考，但女权主义不是全部。
新京报：《母猪女郎》容易令人联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
玛丽：《母猪女郎》引起读者对《变形记》的联想很自然。我很喜爱卡夫卡，可是我们之间没有可比之处：首先我不敢拿自己跟卡夫卡比；另外单从书的主题看，我想说卡夫卡完全不懂女人，也不懂女人的身体。我们的主题完全不同。还有，我写《母猪女郎》的时候，受到的启发来自传统文学：像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欧洲的神话都有人变形成为动物的故事，几千年来不同国家的传说里都有类似的“变形”。而选择“猪”，因为我认为对女性最极端的侮辱就是将其形容为“猪”，其猥琐、肮脏的特性，跟女性的特质彻底相反。这样一来讽刺与荒诞的效果更明显。
新京报：荒诞派的写作手法在当今法国文坛已不在热门之流，正如音乐界当年的先锋勋伯格今天已快要过时，今天的法国作家喜欢怎么写？
玛丽：今天的法国文坛依然有很多流派，自我幻想小说曾是一大主流，作者用幻想的形式重写自己的经历。现在女作家差不多够得上男性作家的数量了，这是一个新现象。自从我跟另一位女作家维尔吉尼·德庞特（VirginieDespentes）在1995年各出了自己的小说以后，一下子涌出了很多年轻的女作家，写幻想小说成了一种潮流。现在比较热门的是很多人写鬼故事，也有一些喜欢写自传，一些喜欢用讽刺手法写现代侦探小说。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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