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这则新闻，我很想建议全国人大代表王日新读一读：3月9日《重庆晨报》转俄罗斯《真理报》8日的报道说，美国一名富翁90年代初曾启动天才工程，利用诺贝尔奖得主的精子制造“神童”，然而在200名“培养品”中，只有一人表现得智力过人。据这位富翁称，有三名诺贝奖得主捐献了精子，但可以确认的只有一名，他名叫威廉·肖克利，于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奖，被称为“电子时代之父”。这位诺尔奖得主在其生命的最后25年里，极力阻止穷人和黑人结合繁衍下一代，认为他们的后代将是“不合格产品”。肖克利的结局是成为三K党崇拜的偶像和媒体的“笑柄”。

　　这则新闻同王日新代表有什么关系，为何要建议王日新代表一读呢？我的意思是要王代表引“电子时代之父”为戒，避免重蹈其覆辙。

　　王日新代表的主张见3月6日《潇湘晨报》。他虽然并没有主张禁止穷人结合繁衍，但其主张其实就是“电子时代之父”主张的翻版———允许高素质群体生第二胎，即允许教授、科研（技）人员、企业家、白领阶层、研究生以上学历并有较高收入者生育第二胎。那思路也正与“电子时代之父”暗合———为什么说是“暗合”呢？因为我推测王代表未必知道还有个什么“电子时代之父”是自己的先贤。

　　既然有这样的主张，王日新代表一定自认为属于“高素质人群”，从报道看，自认为属于“高素质人群”的还有几个“高学历”的大学生，他们都与王日新代表持一样的态度。我想“高素质人群”一定具有高水平的逻辑思辨能力，那就探讨一下“逻辑”如何，我想问的是：你们这些“高素质”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从父母那里来，那么你们的父母是不是高学历呢？从逻辑上讲必须是，不然他们的生育就是“错误”的，同时也就无法证明穷人生孩子“将可能影响到下一代中国公民质量”。那就有了第二个问题：你们的父母“高素质”，所以才有你们这几个高学历的“高素质”，那么相较而言，是你们父母的素质高呢，还是你们这下一代素质高呢？也就是说，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一代胜过一代”呢？若“一代不如一代”，高学历生二胎何补于“人口素质优化”；而“一代胜过一代”，又何从横生穷人生孩子“将可能影响到下一代中国公民质量”的结论？

　　肖克利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谓“高素质”矣，但我们讲“高素质”是指“综合素质”，而非仅指专业方面的“素质”，有些专业素质很高的人，其人文素质却极低，“时代电子之父”成为美国人的“笑柄”就是一个好例子。“高学历”者自以为“高素质”，所以才有那样的主张，然而正因为有这样的主张，反倒证明了自己的“高素质”之伪。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上述逻辑，而在于是否“文明”。姑且承认智力素质可以遗传是一个事实，但主张限制低学历者生育而鼓励高学历者生育，算得上“文明”呢还是与“文明”相背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竟有如此言论而且获得不少人的响应，实在是文明社会的耻辱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