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我的父亲年轻时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农民，是种水稻的，后来父亲到了杭州，找了一份非常苦的活儿，做搬运工，按现在的观念来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

　　据3月9日《京华时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9日做客人民网时告诉网友，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将更加关心、关注、关爱农民工，要像对待城市孩子一样对待农民工子女。他还说，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所以很多中国人的祖宗都是农民。“我的父亲年轻时是浙江绍兴的一个农民，是种水稻的，后来父亲到了杭州，找了一份非常苦的活儿，做搬运工，按现在的观念来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

　　“只要往上查三代，哪个城里人不是农民家庭出身？”这话我早就听到过。是啊，中国是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农业大国，商业不发达，工业起步很晚，市民作为一个众多人口的阶层，没有多长时间历史，且多数都是由农民演变而成的。从我国城市经济的起步和积累上看，上个世纪50年代后低价农产品与高价城市工业品在价格上的“剪刀差”起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民是中国城市起步和发展的大功臣，“吃水不忘挖井人”理应是城市居民看待农民的基本心态。但是，当“我是一个农民工家庭的孩子”出自省委书记之口时，仍然让我感动和感慨。

　　几十年来，市民成了一个体面、享受更多保障的阶层的代名词，而农民却正好相反。这种物质、权力上的巨大差别本来就很不公平了，可这种不公又继续成为城里居民看不起甚至歧视农民的底气！你看，主要由城里人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是倾向于市民的，有些甚至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给城里人带来好处，比如用很低的价格征收农民的土地等；你看，农民们来城市打工，干的是脏、累、险的活儿，拿的是最低工资，用自己的善良、辛劳和忍耐换来了市民更多的幸福，可他们又常常成为某些市民们厌恶、嘲笑、歧视的对象；你看，许多农民的儿子一考上好大学，尤其是进入市民这个体面的群体后，很快就不想承认自己的农民出身，很快就觉得农村的一切都不顺眼，甚至很快加入到歧视农民的行列中去！我觉得，徐书记之所以要在网论媒体上讲这句话，就是看不惯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就是想改变这种扭曲的社会现实。

　　那么，这种促使人发生变化的城市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要在社会体制的缺陷里找原因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法律、政策一开始就向农民倾斜，现在的城市和乡村就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就会像发达国家那样分不出哪儿是城市哪儿是农村，农民和市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就不会这样悬殊。试想，当所有社会成员在住房、穿着、教养上都没有过大差别时，谁会歧视谁呢？谁能歧视得了谁呢？

　　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既需要徐书记这样的官员来带头，用自身的影响力来促使人们改变观念，更需要国家在消除城乡差别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用完善体制的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