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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评新闻
顾海良代表接受采访
在这次人代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畅谈了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他认为，应该确立高等教育整体质量观，学校各个方面都要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要规范优秀人才在高校间的有序流动，要警防高校急功近利对教育质量的损害。他特别强调，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他说：“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又跟不上，质量上不去，如此下去，校舍再好，总有一天会走向破产。”
记者：请您谈谈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质量问题，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现状。
顾海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数量增长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9.8%上升到现在的21%，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对这个数量扩张的历史意义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换个角度讲，如果前几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是快速增长，而是每年只增长一点点，那么老百姓对高等教育的抱怨很可能就集中在发展速度过于缓慢上了。可喜的是，我们抓住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好时机，有了这个扩张，我认为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是有它的历史地位的。在这么短的时间扩张这么多，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个奇迹，因为，这种发展在西方国家经历了80年到100年。过去大家关注高等教育数量的增加，数量增大之后则必然会提出质量问题，所以，现在谈质量，是在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反思我们的成绩和不足，我觉得这是发展的一个正常的过程。
记者：现在，全社会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太多的不满，尤其是有一种看法认为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呈现下滑趋势，您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基本评价是怎样的？
顾海良：当前，社会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有一种过于悲观的倾向，但是我认为，高等教育质量总体来讲比过去是有提高的，就看你如何衡量这个质量。对教育质量的评判重要的是要看其产品的质量如何。我认为，当代大学生是积极、向上的，他们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也是最好的。怎样来看待当代大学生的质量问题，有一个质量观和时代发展需要的问题。站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代大学生的质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当代大学生的组织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和以往大学生相比，这种组织能力的优势是最为显著的。我们现在开展的许多学生活动，其主要的组织工作几乎都是由学生来承担的，通过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落实到学生，最终这些活动所展示出来的效果，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令我们感到惊讶，其质量之高、水平之高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我认为当代大学生所具有的这种组织能力是不可比拟的。
第二，当代大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自我学习能力比过去的大学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自己不懂的知识或懂得不多的知识，他们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不仅能迅速加以掌握，而且对知识体系和知识要点明了于心。这使我们感到，大学生所具有的学习和自我学习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当代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也是以往大学生所不能比拟的。现在的大学生与社会有着广泛接触，适应社会的能力大大提高，走向社会以后，融入社会的时间大大缩短。以前的大学生，不少人走向社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被人称为“书呆子”。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书呆子”的帽子已经被摘掉了，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社会，适应社会的发展。这种社会适应能力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表现。以上三种能力代表了当代大学生的质量，也是当今时代对合格人才的基本评价标准。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否认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不是讲我们当代大学生就是十全十美了。当代大学生，不论在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还是健康素质上都还存在一些不足，这是需要我们努力加以解决的。总之，对于人才观，对于人才的质量观，应该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来理解、来看待，对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把握。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人代会上对上年度政府工作进行总结时，认为2004年高等教育最显著的特点是注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同时，他希望2005年要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今年的人代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交由会议审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更加明确地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今后五年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心任务。您是怎么理解这个提法的？
顾海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是一个简单的质量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我们要确立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观。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包括高等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结构，也包括高等教育内部的结构。
现在大家反映，扩大招生以后，原来中等职业教育升格为大专，有的甚至升格为本科，这对职业教育是一个很大冲击，导致专门技术人才严重缺乏。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职业教育，这就属于国民教育体系要进行的结构调整。构建国民教育体系有“六字方针”：“普及”基础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三者之间有密切联系，是相互影响的。
对于大学来讲，贯彻科学发展观，关键就是对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进行合理协调，使之达到一个平衡。在这里面，管理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绝对不能放任自流，必须进行综合的管理，要把这四者协调到最佳点，按现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来看，高等教育肯定不是数量越少越好，反过来，也不是规模越大越好。核心问题就是质量问题。
记者：提高教育质量，如果具体落实到学校，应该做那些主要的工作？您能为我们举例说明吗？
顾海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之所以是一个系统工程，还在于学校各方面都要为提高教育质量服务。我们有两句口号，一是要把质量问题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二是要把质量问题落实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比如讲招生，以前是按很细的专业招生，现在我们就按大类来招生，学生入学以后先学好一年的基础课，然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自己的专业。另外，我们在几个大的学科设立了试验班和基地班，举办试验班和基地班主要也是着力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育创新。我们在学生中提出“创造”、“创新”和“创业”的“三创”要求，“三创”实际上也是一个提高质量的问题，搞基地班和试验班，无非就是把这些新的教育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环节，一旦试验成功，就把其成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专业。武汉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十几年前就开始基地班招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从今年开始，我们取消基地班，整个生命科学院全按基地班的模式来进行人才培养。我们的文史哲学科也有一个试验班，打通培养，使人才知识面更宽，基础更厚实，进一步深造更有后劲，现在它的社会效果也很好，许多著名高校都十分欢迎试验班的学生保送去上研究生。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水平，多年来，武汉大学一直搞主辅修班，学生可以主修一门专业，也可以辅修另外一门专业。这个辅修的专业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他们未来就业的需要，比如学英语的学生，可以辅修国际法，他有很好的英语能力，又有国际法的专业背景，就很有竞争优势了。少量优秀的学生甚至还可以拿双学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加强教材建设、加强师资培训、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学生外语听说能力较弱，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两大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一个措施是装备了先进的视听结合的教学设备，一二年级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这个视听系统进行学习；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在暑假期间请外教来集中上课，我们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有校际合作协议，他们派教师来武汉大学与我们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我们的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当然，平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外籍教师对学生进行语言的训练，解决我们语言教学质量中的瓶颈问题。我认为，只要学校把教育质量放在首位，树立教育质量观念，质量问题是能够解决的。我们提倡把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其中，质量处于中心地位。
记者：我们发现，您领导的武汉大学近几年在本科生的招生数量上与其他学校相比，似乎显得有些保守，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否考虑到教育质量的问题？
顾海良：对高等学校来讲，本科生培养的教育经费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有的学校为了多收入，就拼命扩招本科生，但是，本科生的大量增加，造成教育设备和设施以及师资的极度紧张，将会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我们来算一算经济账，招一个本科生，学校获得的各项经费大约是1万元，单纯从钱来看，学校可能要拼命扩招，但是如果要做到培养过程的高质量，这点钱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学校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来权衡，找到一个最好的临界点，招得太多，就要牺牲质量，招得太少，则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武汉大学现在每年只招7500人，以后教育教学设施增加了，师资队伍壮大了，本科生招生数量可能会有所上调，比如到8000人左右，我们是有这个考虑的，但是目前来讲，可能只能保持在7500人这个水平。这表明，在大量扩张的时候，我们比较冷静地考虑到要以质量为中心，适当压缩本科生培养数量，对学生负责，对学校品牌负责。我们绝对不能以牺牲教学质量来谋取一时的高速度，也不能以牺牲百年老校的品牌来求得一时的大规模。合校以后我们从来不以规模大小论英雄，我们要以优化的结构和逐步提高的质量来论高低。连续四年来，武汉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达到92％以上，除了出国、考研的学生之外，实现了充分就业，这与我们控制规模、优化结构和提高质量是直接相关的。
记者：您提到，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比如师资队伍建设就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就表明，提高质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不懈努力才可能实现的。请您谈谈现在一些高校中出现的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
顾海良：质量永远是学校的生命线。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中国将来也会出现高校破产的现象，假如一所学校就业率降到20％以下，就不会有学生愿意去了，学校招不到学生，自然就会破产。现在有些民办高校为了多挣钱，到处拉生源，把新生入学的门槛调得很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又跟不上，质量上不去，如此下去，校舍再好，总有一天会走向破产。学校关闭和企业关闭相比，更严酷之处在于，学校不能转产，不能讲新闻专业办不下去了，转办中文，这是做不到的。高等教育抓质量是切中要害的，既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对于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最根本的措施。现在，大学书记、校长们对此都有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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